第647章  沿著路，走下去！

    中央广播电台录播室，制作组的人望著录播室里刘一民几人，眼神里带著几丝焦灼，时不时地看一下手表，等待著刘一民他们进入正式访谈状态。

    「别急，这是刘教授最擅长的采访手段，先从小事谈起，转移注意力，在不知不觉中进入访谈状态，达到效果的最大化。」

    听到这话，制作组浮躁的内心被压下去了。

    在录播室内，刘一民跟谢汉光、陈仲豪、徐懋德三人聊他们在燕京的衣食住行。大约四十分钟后，刘一民开始从谢汉光在桂省教书的经历入手，慢慢梳理起他进入岛上的历史。

    谢汉光三人都是文人，且从事过教书工作，对于自己的经历和其中一些细枝末节的梳理做得非常好。三人说话语速不紧不慢，说到难忘的点，往往会语速顿一下，脸上露出几分怀念的神色后，再次讲下去。

    谢汉光谈论到自己在岛上扎根后，陈仲豪和徐懋德插话道：「老谢到岛上没多久，我们两个先后被派往岛上，抵达岛上后接受台工委的领导，并在基隆中学潜伏下来，基隆中学的校长钟浩东是我们的同志。」

    「岛上工作跟大陆有天然不同，四周环海，无路可退，你们当时心里有没有害怕？」

    刘一民问道。

    「害怕？不害怕。当时形势一片大好，每天都有解放的消息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根本不害怕，我们都认为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在岛上庆祝解放了。」徐懋德感慨道。

    陈仲豪遗憾地说道：「正是因为我们过度乐观，导致我们的工作出了不少纰漏。」

    「什么样的纰漏？」刘一民问道。

    徐懋德说道：「《光明报》被敌人发现了以及各地支部保密不严，甚至交叉认识，一个点被抓，一旦有人叛变，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盲目乐观，保密意识不强，保密工作做得不够。」

    刘一民接著询问起《光明报》出事始末，陈仲豪在岛上时就负责《光明报》工作，对于《光明报》的事情了解很多。

    1949年7月1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光明报》发表了纪念D27年诞辰的文章，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引起了陈诚等人的恐慌。

    紧接著，特务在基隆中学发现《光明报》的踪迹，通过线索，找到了邮寄人王明德。

    此人并不是基隆中学的学生，他是台大的学生，但隶属于成功中学支部。

    接著，谷正文等人又陆续锁定了成功中学支部的几名学生姚清泽、郭文川、余沧洲、

    游英、张英俊等人。

    很快就有人招供，王明德这群学生在特务面前，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全说了。

    其中王明德是王世坚的父亲，就是那个父亲叛变，儿子「游刃有余」的王世坚。

    姚清泽认识台大法学院支部的吴振祥，吴振祥又供出了小组长戴传李等人。

    戴传李是基隆中学工委领导钟浩东的小舅子，戴传李将姐夫钟浩东和姐姐蒋碧玉、妹妹戴芷芳全部供了出来。

    8月底，钟浩东被秘密逮捕。

    「钟浩东同志没有回到学校，我们感觉到可能出事了。8月28日，张奕明同志过来告诉我，校长夫人和校长妹妹被抓了。于是，我们基隆工委一方面向其它工委求助，一方面将我转移。我先是转移到了老谢那里，后来到了台中梁铮卿同志的养鸡场。

    梁铮卿和张伯哲同志为我制作了假身份，化名林辰康，身份是药店老板。终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于10月6号回汕头，10月24日汕头解放，我跟组织取得了联系。」

    谢汉光听陈仲豪讲起张伯哲烈士又是一阵唏嘘，感谢张伯哲烈士在危急关头给他送信。

    随著基隆工委出事，特务找到的线索越来越多，10月底又抓了高雄工委的人。

    陈仲豪和徐懋德对后面的事情了解不多，谢汉光在岛上看过公开出版的《谷正文回忆录》或者其他的人的资料，了解相对多一点。

    1950年1月，台工委关键人物「老郑」——蔡孝干被捕。

    蔡孝干这个人作为关键人物，到了岛上之后贪图享乐，还跟自己小姨子搞到了一起，特务识别他的一个关键线索就是身边跟著一个小姑娘。

    他的线索起初被掌握是因为基隆工委钟浩东被审讯几天后意识模糊，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老郑怎么样？」

    但之后特务再也没有从他嘴里得到「老郑」的线索。随著高雄工委被破坏，高雄工委的陈泽民说出了老郑的地址。

    蔡孝干被捕后想方设法逃了出去，在乡下躲了一阵子，但因习惯了享乐，觉得清苦难耐，准备去镇上吃点好的。于是，在田野里特务们看到了穿著西装想到镇上吃西餐的蔡孝干。

    这一次，蔡孝干没再想办法逃脱，而是招了。

    6月10日，马场町，吴石、朱枫、聂曦、陈宝仓烈士被枪决。

    吴石烈士生前从容写下临别诗：「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弹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掏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此后马场町枪声不断，用来掩盖血迹而撒的土在枪声中，一铁杴一铁杴地堆成了土堆「那么多的好同志，全部被抓了。不少人叛变，又导致更多人被抓。一时间，我们在岛上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我们在岛上还有地下武装，在山上又坚持战斗了两三年。蔡孝干供出来的有吕赫若同志，岛上第一才子。49年撤到山里，但他的真实身份直到蔡孝干叛变才被确认。  

    他带著唯一的一部电台在鹿窟山区不断发报跟组织联系，怕被发现，他两三天就要换个地方。50年夏被毒蛇咬伤，山里没条件治，晚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毒蛇咬的，病情时好时坏，9月份牺牲。」

    吕赫若在牺牲前的8月30号，突然睁开眼睛询问战友：「我们什么时候能在岛上庆祝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国庆节？」

    鹿窟山区包含周边几个点总共有队员两百多人，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像琼崖纵队的同志们一样下山接应。但1952年，因为蔡孝干出卖一处党支部，那里刚好记在了游击队的位置，于是他们的根据地彻底暴露。

    12月29号，敌人纠集了一万五千人进攻游击队。通过扬言「屠村」等方式，逼游击队走出大山与他们交战。

    敌众我寡，游击队以林正义为首的队员全部牺牲。敌人将烈士们的遗体绑在椅子上，用竹竿抬著在大街上敲鼓游街示众。

    「尸体示众，这比土匪还土匪，还土匪啊，封建军队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啊！」

    谢汉光掩面而泣，最让他痛心的是还有许多人的身份没有被确定。特务们发了许多鱼目混珠的消息，许多人的真实情况根本没办法得到确认。

    例如原冀南军区敌工科科长张志忠烈士，在监狱里不仅自己不屈服，还给战友们打气唱《国际歌》，大喊「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蒋大两次劝降，直到被杀，也没有暴露一个字。

    但被敌人拿来和蔡孝干一起宣传，导致直到98年才弄清真相，给张志忠烈士恢复名誉。

    谷正文的回忆录里面充满了对自己的吹嘘，许多细节根本经不起推敲，里面称张志忠烈士被捕时就已经万念俱灰等等。

    「刘晋钰烈士，一门六杰，四个儿子和一个儿媳全都是地下党。好在1949年，三子一女成功返回大陆。要不然，我们对不起刘晋钰烈士。」

    讲了两个小时，才将岛上地下党的经历逐渐呈现出来。

    两个小时时间里，谢汉光三位老人数次因为悲伤哽咽导致访谈中断。

    刘一民让人送进来了茶水和水果、糖、零食之类的，休息了一阵子后，采访继续。

    这次没有再问岛上的事情，而是询问他们的理想和坚持。

    「敌后的斗争是很残酷的，对人心理的考验远超正面战场，你们面对敌人搜捕压力时，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刘一民问道。

    陈仲豪说道：「我和老谢的地下工作经历都不长，我原先上学时参加的是学生运动，危险性并不大。47年到岛上才算正式开始地下活动，地下工作就像是黑夜里走路，你在黑暗里，你的同志也在黑暗里，你必须谨慎再谨慎才不会被发现。但我们是一个整体，不是孤立的个体。其中一个节点出问题，就是一条线，接著由线成面。

    每天压力很大，你必须将自己隐藏在人群里，一旦被敌人注意到，你的周围就会长满了眼睛。你的一举一动，你的吃喝拉撒都会成为敌人的证据。

    一旦被发现，你就得跑了。没有坚定的意志，你跑在满是敌人的街头时，会感到迷茫无助、会感到万念俱灰。对于我们来说有三种结果：第一、跑出去了：第二、撤退途中被打死了、第三被捕。一民，你知道吗？第一种是最好的结果，第二种对于我们来说是好结果；第三种.....」

    「我从事地下工作久，在潜伏的日子里，能让我们坚持下去的是心中的信仰和对未来中国的理想。相对来讲，我们的工作并不算困难。相对于活跃在敌人心脏里的战友，他们每天都在走钢丝，不，是走头发丝。

    他们的压力更大，他们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平常不敢多说一句话，甚至不敢说梦话。我们的生命早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如果能用我们的尸体为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填平一处小水沟，我们也无憾了。」

    刘一民无法想像，自己要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在极度高压的环境里能撑几天呢？

    「三十多年里，我在一个小山村里，我除了晚上躺在床上时，白天我几乎都要忘了我的身份。每当感到孤寂难耐时，我擦一遍心中的D徽后，就立即坚定起来。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大陆。当我听到老兵可以返乡的时候，我立即回家收拾东西寻找时机。我每天都在想著盼著，我的人生里没有一天像那时候辗转反侧，度日如年。」谢汉光又从怀里拿出手巾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心里面的D徽，说的真好。您以前想过吗？新中国是怎么样的？」

    谢汉光说道：「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是中国人的土地，外国人不能来指手画脚。听到香江问题谈好的消息，我就知道大陆的同志们已经做到了！曾几何时，帝国主义哪里会坐下来跟你谈判呢？他们只会掏一掏耳朵，再抱怨一句你的声音太大了，吵到他们了。

    国家的经济跟外面比有差距，但我相信只要国家独立、民族独立，一定能赶上西方。

    如果国家不独立，民族不独立，就算是经济好，早晚也是别人案板上的鱼肉。」

    见时间差不多了，马上就要三个小时了，三位老人的体力也都消耗了大半，刘一民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年轻人说的？」

    谢汉光说道：「路不远，莫惊慌，沿著路走下去！」

    陈仲豪热切地说道：「怀揣爱国之心，立报效国家之志，增建功立业之能！」

    「年轻人既要多想问题，也要多想解决问题的办法。沉下心去，多思考，要做到理性在前，情绪在后。多想为什么，多想怎么做。不要总听别人怎么说，别人教你怎么做！」徐懋德说道。

    走出录制室，刘一民陪著他们在沙发上休息了半个小时。  

    中午，刘一民带著三位老人在东兴楼吃饭。东兴楼也是燕京八大楼之一，和丰泽园同样以做鲁菜起家。丰泽园的葱烧海参，也是东兴楼的拿手好菜，但是两家的味道有所不同。

    东兴楼1944年衰败，前几年刚刚恢复营业，请了不少原来饭店的老厨师和老堂头。

    「怎么样？还合口味吗？」刘一民问道。

    谢汉光擦了擦嘴：「入口即化，火候把握的很好。」

    「改天咱们去尝尝丰泽园的鲁菜。」

    3月14号，刘一民请三位老人到了燕大一趟，给燕大的学生上了一堂公开课。

    大食堂里，学生挤得满满当当。还有一些学生，在后面拉起了「向老地下党员致敬」、「向革命前辈学习」的标语。

    两个小时的讲课时间里，学生数次落泪。

    三位老人预定于3月16日离开燕京，但文研所接到了一通电话，是郭汝瑰打来的。

    3月19号是ZX会，他恰好是本届代表，要来燕京参加会议，又听说谢汉光老人来了燕京，于是就想见一见他。

    「郭老，我们一定好好安排！」刘一民笑著说道。

    「一民同志，不要大张旗鼓，我们就私下见个面。我们都是干地下工作的，都老了，怀念一下往昔。三四十年的坚持，谢汉光同志是我们的榜样啊！」

    刘一民说道：「郭老，您的潜伏生涯也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壮阔，成就也非常巨大！」

    「哈哈哈，侥幸做了一点事情而已！」

    3月16日，刘一民将会面安排在了丰泽园的一个包间里，他在旁边静静地听著谈话，很少插嘴。

    当郭老听到徐懋德说自己的贡献不如他时，立即纠正道：「徐懋德同志，我们所做的贡献都不是个人取得的，如果没有大家组成的交通线，我的情报又怎么能传出去呢？大教授，你说是不是？」

    「郭老，您叫我一民就行。」刘一民笑道。

    郭老冲三人调侃道：「哈哈哈，我得保持好形象，一民同志以后说不定要写一写我们，我可不能给他留下坏印象。」

    「郭老，听说当年杜聿明因为您过于清廉怀疑过您，是真的假的？」刘一民问道。

    「各种方面原因吧，他称呼我为郭小鬼」，我在他就不讲他的计划，只在自己心里盘算那点小九九。杜聿明是能打仗，但在那样的部队里又能怎么样呢？

    咱们的部队是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他们的部队是逃如风、友军有难不动如山！」郭老打趣道。

    谢汉光问道：「您是如何不被发现的？昨天一民问我们做地下工作，心理压力大不大，您的压力比我们更大。」

    「如何不被发现？也很简单，融入进去，借别人的手实现自己的意图。当年宋希濂部队被全歼，有人就怀疑我。但是我的想法是按照光头的想法走的，光头总不好说自己错了？他这个人啊，又小气又大方。

    小气起来一挺机枪都不舍得给你，大方起来几万、几十万的送，他一点都不心疼！」

    三人被郭老的话给逗乐了，郭老又说道：「有时候战果传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觉得我够乐观了，没想到事实比我更乐观」。」

    当谈论到岛上地下党和吴石的时候，郭老沉默良久缓缓说道：「吴石之失，失在侥幸。我们做情报的，不管局势多么的乐观，我们都得想到最恶劣的后果，不能有一丝的侥幸。岛上同志们的情绪不对，当然，岛上的环境也决定了，情况比我所处的环境更加残酷。四面环海，没有后方，没有支援，退无可退！」

    「前天我们在《青年夜话》谈到此事时也认为，我们当时太过轻敌。我们去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几个月就能解放。我们对敌情估计不足，对残酷程度认识不够，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陈仲豪摇头道。

    郭汝瑰举杯说道：「事已至此，人死不可复生，我们要替死去的烈士好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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