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5章  骂仗

    九月上旬，文章得以排版发行。

    文章发行当天，《当代》杂志内部立刻起了轩然大波。才从陕北回来的朱生昌和周长义等人看到《文艺报》上的评论，简直是如坠冰窖。

    一他怎么能这样说我们？」

    朱生昌指著那些字：「《平凡的世界》费时多年，反映的又是陕省本地的风土人情，应当是当地的一件大事！撰写此书的路是成名作家，为了写这本书，住在煤矿里写作，下矿做了煤矿工人，每日写得通宵达旦、呕心沥血。」

    「小说几经波折，一直不被看好。终于等到了京城来的杂志看中，派出新人编辑前去审稿，不料京城来的专家，却给他造成了最深的伤害！」

    这上面说，新人编辑周长义拿了稿件后，不到几个小时就独立做出退稿决定，接著乐哉乐哉回家去了，完全不在乎路的生死。《当代》杂志社明知道周长义做的不合规矩，却轻轻放过，从上到下都捂盖子。

    「他简直是胡说八道！」朱生昌说。「我们对你做出处罚了！我们提醒」了你，让你不得下次再犯！天知道，我们杂志社发了什么了不起的文章，被上级追责下来，都是团结一心，不肯认错的，提醒」就是我们极为严厉的批评了！他不知道！」

    朱生昌又问周长义：「你当时当真直接退稿了，连一封退稿信也没有写？」

    周长义道：「没有写！但这不能怪我，因为路知道自己小说枯燥，要求全文一次性发完，还要在封面大字标注，他怕的就是读者不肯一口气读完他的文章！可就是连我都读不下去，读者凭什么读下去？」

    「你真读不下去啊？」

    「读不下去！太无趣了！」周长义说。「他的字又写得不好，对我简直是煎熬。」

    当时的约稿惯例是：如果作家发觉稿子不被看中，为了保存自己脸面，就会故意提一个匪夷所思的高要求，这样杂志社就「顺理成章」的表示无法满足。

    于是，就不是被退稿，而是因为「自己的标准太高」，给双方都留下了体面。算是一种「以退为进」。

    问题在于：余切认为，路这不是以退为进，而是他知道自己小说的优缺点，诚实的给出一个方案。

    朱生昌道：「余切这篇文章春秋笔法，故意把文坛里面的惯例」说得半真半假，让社会上的人，同情路垚的人来批判我们，简直是没有文豪的风度！」

    周长义的脑子反倒是很活：他心里面想，古今中外的文豪，还真没有几个心胸宽广的，都是心胸狭隘之辈。

    不然哪里会有「文人相轻」一说？

    就是那些死了的，活人都想要比出个高下，更不要说同一时代的。

    因此，周长义没有搭话。

    他既然没搭话，朱生昌还以为周长义已经怕得要命，心里顿时怒了：虽然你余切抓住了我们的把柄，也不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吧！

    周长义就算是个蠢猪，那也是我们的人啊，你怎么就没完了！

    「我们都组织一场研讨会了，为了路垚，可以说就是做给余切看的。他一点情面都不留给我们，我认为他是瞧不起我们《当代》杂志！拿我们立威！」

    「那个路垚也是不懂事，西影厂吃饭！请他来吃，他闹得大家不愉快！他小时候没裤子穿，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这能怪我？」

    「路垚足足有八兄弟，没有饿死已经是运气好！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命运才是，他把钱拿来挥霍买烟，我本就看不起他！怎么反倒成了种贫穷的骄傲！」

    朱生昌越说越愤怒，最终，他内心的一根弦断掉了，怒气冲冲的写了一篇批评余切稿件，也发在《文艺报》上。

    余切在小说成就上简直是无懈可击，至少在中国无懈可击。但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而言，朱生昌认为还是可以掰手腕的。

    他就向余切对「军旅文学」的见解发了炮：「有的人是全才！他什么都知道！写小说知道，如何赏析小说也知道，现在，如何指导人写小说，也知道了！建国三四十年间的军旅小说，对他来说都是过眼云烟，是要被淘汰的浪潮，他称之为前几次浪潮」，顾名思义，一浪比一浪高，后续经他指导的军旅文学更好，前面的自然就不好了！」

    「他总是批评这，批评那，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而且还要开药方，所有人都不许开药，只能听他来安排！」

    发文前，《当代》杂志社内部其实有过争论：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发文？

    一，余切正在角逐诺奖，出于大局，王蒙和程荒煤等人绝不能容忍他被人贬低。不需要等余切回击，王蒙就绝对受不了的。

    二，挑了个刁钻的「军旅文学」来立足，余切虽然眼光如何还不知道，但他自己写出来的小说是可以的，这不容易辩得过！

    朱生昌说：「一，余切得不了诺奖，大众要对他失望！他太顺了，真是太顺了！」

    「余切说路懂得老陕，所以写出《平凡的世界》！我可以说，我也懂中国人！余切如果拿不到诺奖，中国人要责怪他，要骂他！这都是他该的！」

    「二，他小说写得好，不代表他指导的好。他说写军事小说让当兵的来，彻底写的专业一些；

    职业作家就要推陈出新，写出广度！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但我认为是胡说八道！不具备操作性！」

    《当代》编辑部面面相觑，最终还是发了。  

    说到底，是因为瞧不上路。路可以说是无依无靠，就连借钱都要仰仗自己做农民的兄弟！

    之所以先前做出道歉的态度，全看在余切的面子上—一余切的羽翼可以庇护他看好的有限几个人，他睚眦必报，这是应当被理解的。

    但你也不能什么人你都出头，没啥关系的你也出头，你来做皇帝得了呗！

    隔了两天，周五，这一文章就发了出来。此时余切的文章影响还没消散，《当代》的批评就来了。

    一些地区订购《文艺报》是长期订阅，经常有几期压在一起取的情况。

    于是，不少文艺界的事业单位抱来最新的几期《文艺报》，就发现了一种惊愕的怪现象：

    前一期，余切批评了《当代》。

    后一期，《当代》直指余切。

    这是要打仗啊！

    简直让人想起民国年间的互撕和对垒。因过去年代的影响，这种互相驳斥已经许久没在中华大地出现过了，两篇文章提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京城，燕大和文学院的联合培训班。

    余桦抱著两期《文艺报》拿来给管谟业看。他俩现在都进了培训班，而且成了上下铺。余桦经常不在宿舍内，找自己的爱人去了。管谟业比较老实，他一个人住在京城，就很少离开宿舍。

    「余切为了路垚鸣不平，《当代》说余切胡说八道。」余桦言简意赅的说。

    管谟业迅速看完这两期评论，然后说：「我得看了《平凡的世界》再做评论。」

    「我看了，我看不下去，说实在的。」余桦说。

    「我可以看下去。」

    管谟业当真把小说彻底看完。他断断续续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看完后说：「这小说不差，《当代》编辑部眼光有问题，是应该道歉。」

    余桦立刻说：「我相信你的眼光，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但是《当代》针对余老师的文章怎么样？是不是也有问题？」

    「我不懂军旅小说。」退伍兵管谟业说，「本质上，我并不懂军旅小说，我就不瞎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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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写一篇文章支持余老师？」余桦说。

    「他们两个打仗，关你什么事情？我的好几篇稿子发在《当代》，你也发过，你得罪他们干什么？」

    「你恰恰说反了！」余桦道。「《当代》未必能把我怎么样，但余老师真提拔过我—如果不是他给我机会，我不一定比路垚好很多。」

    管谟业沉默不语。他不一样，他的恩师是徐怀忠，就是写《西线轶事》、《阮氏丁香》的那位。徐怀忠是有军衔的，不是个简单的小说作者。

    得益于这层关系，管谟业当年被推荐到杭城会议，以及后续的第一届文学院进修班，他从未使用过余切的任何资源。

    余桦见管谟业一声不吭，又道：「我是为了作家共同的权益发话。」

    管谟业还是没想好。

    余桦说：「你尽管保持沉默，最后余切倒过来看的时候，肯定会瞧不起你。」

    管谟业闻言，立刻说「我也写文章说两句话吧！」

    「你看！」余桦兴奋极了，「我早说过，你和苏彤本质是一类人，你们都很倔，希望获得关键人物的认可一这个人就是余切！」

    「你别说话了！」管谟业当然不会承认。但是，他俩随后还是写了文章做回应，也发去《文艺报》。

    沪市，回到文学研究室的王安亿也组织起一批女作家，包括屈铁宁、邓晓华等人。这些女作家各自都很有实力，除此之外，他们的家族也较为有实力。

    譬如先锋派作家邓晓华有个在江城大学做教授的哥哥，这个哥哥主要的研究成果，就是「邓晓华的小说如何如何代表文坛新锐力量」，写得多了，就把邓晓华也确实推起来了。

    因此，邓晓华的哥哥，这位江城大学教授，自然也会为余切摇旗呐喊。

    京城，东兴隆街一栋旧式木楼，这里是《十月》杂志社的所在地，余切的龙兴之地。《十月》

    编辑部上下自然都发动了起来，加紧加急为余切写了几篇辩护性质的文章。

    「《平凡的世界》确实是好小说，只是军旅文学到底如何写，余切讲的是不是对的？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陈东杰道。

    「让专业的更专业，让职业作家写的更有普遍性。」张守任反复阅读余切写的那些话，确实有点不能理解。但是，张守任还是觉得应该先发文章才行。

    「就发在《十月》这里吧！我们先看看情况，要是来不及，就出一个增刊！」张守任说。

    「另外，要注意一些有没有新的军旅小说，尤其是那些符合余切定义的新小说。」

    余切的回应则要比以上回应早得多。

    《稿子是如何被退的》发表在周三，周五朱生昌等人的批评发表到位，到了下周一，余切的新文章也到位了。他连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就文坛存在的「隐性规则」写了《当代」的内幕」》，军旅文学一事写了《让子弹飞一会儿》。

    后一文且不用说，《当代」的内幕」》算是揭开了文坛近年来的规则：当今的文坛，实则是赢家通吃的圈子。作家和杂志都争相获取最稀有的资源一全国性的大刊物，以及最一流的作家。

    大众越是对文学的热情消退，文学就越是如同死去的恒星一样，坍塌得水泄不通，成铁板一块！

    王蒙在京城印刷厂第一时间看了《文艺报》上的评论稿，特地打电话和余切说：「你这篇文章恐怕影响较大，还好没有发到《人民文学》上！」

    「怎么，说得太刺痛人心？」

    「是啊！」王蒙叹道。他眼睛看向《文艺报》，这上面写了不少「隐性规则」：

    一有关于「实验文学」为何会受欢迎上，余切写道，「眼下的中国人饿肚子」太多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一些意识流的小说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打，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存心让读者难堪！可是，读者却甘之如饴，因为这符合读者对于'新文学」的想像。」

    「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并且，把一些故弄玄虚的作家推到了他们不应当拥有的地位。一些朴实的作家不幸沦落，时代的一粒灰砸在了他（她）的头上。」

    王蒙看了大汗淋漓：因为他是「意识流」的领军人物，虽然近年来他已经不再创作小说，然而余切这些话，隐隐的也将矛头指向了他。

    「你觉得我也有错？」王蒙说。

    「我不知道。」余切道。「但我认为，我们都是有资历的前辈，对现状应当负有一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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