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约翰·科尔里奇爵士等所有人都对女王的新肖像行了“注目礼”后，才满意地敲了敲自己的锤子：“控方，可以开始了。”

    第一个控方律师查尔斯·福斯特站了起来，他走到陪审团席前，先优雅地行了个礼。

    “法官大人，陪审团的各位先生。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十二个人，外表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平民——酒吧老板、码头工人、小贩、学徒。

    但他们的行为，却远远超出了‘普通’的范畴。”

    他转过身，指向被告席：“在过去一年里，这些人参与了一场精心策划、有组织的煽动活动。他们的目标，是削弱公众对大英帝国及其神圣君主的尊敬。

    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个外国煽动者——法国人，莱昂纳尔·索雷尔。不过他们经常称呼他为‘詹姆斯·邦德’。”

    福斯特走回自己的桌子，拿起一份文件：“让我们从第一个人开始。詹姆斯·麦克格雷戈——‘弯镐酒吧’的老板，大家叫他‘老吉米’。”

    老吉米抬起头。

    “去年十月，莱昂纳尔·索雷尔化名‘詹姆斯·邦德’，在麦克格雷戈的酒吧里住了三晚。在这三天里，他替至少一百二十个平民代写信件，收取微薄费用，以此博取好感。

    更重要的是——麦克格雷戈不仅提供住宿，还允许索雷尔利用酒吧作为据点，与当地平民频繁接触。”

    他举起另一份文件：“这是警察从酒吧查获的账本。上面记录着去年八月初那几天的酒水销售——比平时增加了近三成。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听说那里有个‘会写信的邦德先生’，特意赶去。麦克格雷戈先生很清楚这一点，他不仅没有制止，反而鼓励这种聚集。

    他的酒吧，成了煽动活动的温床！”

    辩方律师亨利·布拉德立刻站起来：“反对！法官大人，这完全是推测。酒吧生意好，是因为顾客多，这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有意支持任何‘煽动活动’。”

    科尔里奇爵士看了福斯特一眼：“控方，你有更直接的证据吗？”

    “有！”福斯特从桌上拿起几份剪报，“这是今年七月到九月间，《帕尔默报》《星报》《每日纪事报》的报道。

    这些报道都采访了东区平民，让他们讲述‘詹姆斯·邦德先生’如何帮助过他们。而这些被采访者——”

    他走到陪审团席前，一张一张地展示剪报：“都在今天的被告席上。”

    陪审团里有人凑近看了看，虽然看不清具体的内容，但又粗又黑的标题说明一切。

    福斯特继续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采访不是记者偶然遇到的。根据记者证词——包括《帕尔默报》记者托马斯·韦伯的书面陈述——

    是这些人主动联系报社，要求讲述‘邦德先生’的故事。有时甚至是两三人结伴前往。”

    他转向被告席，目光落在肖恩·奥马拉身上：“尤其是这位，肖恩·奥马拉。白教堂码头的卸货工。

    根据证词，他至少三次主动找到不同报社，不仅讲述自己的经历，还鼓动其他工友一起去。

    他曾经对记者说，‘你们应该写写邦德先生，他才是真正帮我们的人。’”

    肖恩·奥马拉的脸涨红了。他想说话，旁边的老吉米拉了他一下，才忍了下来。

    福斯特走回控方席，又拿起一叠纸：“这些是警方在逮捕后取得的口供。在这些口供中，被告们承认了他们赞美莱昂纳尔·索雷尔——或者他们口中的‘邦德先生’。

    他们也承认，他们读过或听过《加勒比海盗》的故事，并且喜欢其中‘杰克船长戏耍海军老爷’的情节。有些人甚至表示，《1984》里写的‘有些道理’。”

    他顿了顿，看向陪审团：“先生们，请想一想。一群平民，频繁接触外国煽动者的作品，公开赞扬他，主动联系媒体传播他的‘善举’，并且在私下讨论中认可他对帝国的批判

    ——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陪审团里有人皱起眉，有人相互对视，显然觉得颇有道理。

    福斯特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不。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活动。莱昂纳尔·索雷尔用廉价的善意——代写信件——收买人心，建立个人影响力。

    然后，通过这些被他感召的‘追随者’，在平民中传播他的思想，让人们质疑帝国的统治，怀疑政府的操守，削弱他们对帝国和君主的忠诚。

    如果这不是‘煽动’，什么是‘煽动’？如果这不是‘组织’，什么是‘组织’？”

    他说完了，看向高高在上的法官。

    科尔里奇爵士点了点头：“辩方，请陈述。”

    亨利·布拉德站起来，他没有立刻走到陪审团前，而是先看了看被告席上的十二个人。

    “法官大人，陪审团的各位先生。控方刚才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外国煽动者，国内同谋，有组织的颠覆活动。

    但我想请各位看看被告席上的这些人，请各位仔细看看——”

    陪审团里有人真的看了过去。

    “詹姆斯·麦克格雷戈，五十八岁，在弯镐街经营酒吧二十二年。他有妻子，两个女儿都已出嫁。邻居证言说他‘老实本分’‘从不惹事’。

    肖恩·奥马拉，三十四岁，码头卸货工，每天工作十小时，周薪一镑八先令。他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九岁，最小的两岁。工头说他‘干活卖力’‘不偷懒’。”

    就这样，他一个个说下去：“托马斯·哈代，五十一岁，读报人，眼睛坏了，靠给酒吧读报挣点酒钱。

    威廉·卡特，缝衣女工的父亲，他的女儿周薪十二先令，他本人已经六十七岁了。

    乔·哈里斯，二十二岁，木匠学徒，周薪九先令，今年春天刚结婚，妻子怀孕了……”

    他一连说了十二个名字，十二个最普通的生计。

    “这些人，就是控方口中的‘煽动组织骨干’。他们每天操心的是明天的面包，孩子的健康，父亲的药钱。

    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有动机去‘策划颠覆活动’吗？”

    说完这些，亨利·布拉德才走到陪审团席前，看着那些穿得体面外套的绅士们。

    “去年十月，莱昂纳尔·索雷尔，一个法国作家，偶然来到弯镐酒吧。他看到那里有人不识字，没法给远方的亲人写信，就主动帮忙。

    他收两便士，只是一杯啤酒的价钱。他听了那些人的故事——儿子在印度当兵，女儿嫁到外地，兄弟欠了债，妻子生了病——然后帮他们把心里话写下来。

    这叫做‘收买人心’吗？这叫做‘善意’，先生们。最朴素、最直接的善意。这些人感激他，不是因为他是什么‘煽动者’，而是因为他做了件好事。

    一件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事！”

    旁听席后排，一个衣服上都是补丁的老妇人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布拉德继续说：“至于他们后来对记者说的话，那有什么奇怪？一个人帮了你，你觉得他是好人，你自然愿意告诉别人。

    这难道犯法吗？在大英帝国，说一个人是‘好人’，什么时候成了罪行？”

    控方律师福斯特站起来：“反对！辩方在歪曲事实。这些人赞美的不是普通的‘好人’，而是一个公开侮辱女王陛下、诋毁帝国制度的外国作家！”

    布拉德转向他：“福斯特先生，他们开始赞美他的时候，《1984》还没写出来。《加勒比海盗》也还没开始连载。

    他们只知道，有个叫‘詹姆斯·邦德’的先生，在酒吧里帮他们写了信，走时还把钱留给了‘老烟斗’吉姆的家人。

    他们赞美的是这个，这有什么错？”

    福斯特冷笑着：“但他们后来继续赞美他，甚至在《1984》出版之后！”

    布拉德点头承认：“有些人或许说了。但那是他们的个人感受。法律禁止的是‘煽动性言论’，是意图激起对女王和政府的憎恨。

    说一句‘邦德先生是好人’，这构成‘煽动’吗？如果构成，那么全英国每天有多少人该被抓起来？”

    旁听席里有人低声赞同，就连陪审团也面面相觑，觉得这个辩护人说得不错。

    科尔里奇爵士敲了敲木槌：“肃静。辩方，请继续。”

    布拉德走回辩方席，拿起一份文件：“我这里有几份证言。来自弯镐街的邻居，白教堂的工友，还有几位常去酒吧的顾客。

    他们都说，这些被告平时是守法的公民，按时交税，不惹麻烦。他们聚在酒吧，聊的几乎都是天气、工钱、孩子、球赛——不是政治，更不是‘颠覆’。”

    他把文件递给书记官：“法官大人，我请求将这些证言列为辩方证据。”

    科尔里奇爵士点点头：“准予列入。”

    福斯特立刻站起来：“法官大人，这些证言与本案无关。被告平时的行为，不能抵消他们后来的违法行为。”

    布拉德转过身，紧紧盯着他：“但能说明他们的本质！这些人不是职业煽动者，也不是阴谋家。他们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卷进来的普通人。

    他们说了几句话，表达了对一个帮过自己的人的感激——然后就被逮捕，被起诉，被送上法庭。先生们，这真的是正义吗？”

    说到这里，他才向所有人欠身致意，然后坐了下来。

    法庭里安静了几秒。

    科尔里奇爵士看向控方坐席：“福斯特先生，你可以传唤证人了。”

    福斯特站面露得意之色，他站了起来：“法官大人，我请求传唤第一位证人——《帕尔默报》记者托马斯·韦伯。”

    而被告席和两位辩护律师的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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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年的英国没有“公诉人”制度。当时的刑事起诉主要由私人（包括受害者、警察或为了获得悬赏的人）提起，警察虽然可以提起公诉，但他们在法律上被视为“私人”起诉者，而非国家公职人员。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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