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晓琳在复旦资料室就《黑键》的简短交谈，最终在她一句“你这玩意能过审么？就是《收获》支持这么玩也容易玩脱啊！”的惊诧中结束。

    许成军无所谓地耸耸肩，半开玩笑地扔下一句：“实在不行，日本出版嘛~”

    这话虽是戏言，却也并非全无底气。

    他心里清楚，这个年代整体的书籍出版尺度，正处在一个奇特的松绑期。

    想想《收获》能刊载《大墙下的红玉兰》那样直接触及历史伤痕的作品，本身就说明了冰层之下已有暖流涌动。

    当然，他也明白。

    《黑键》中那种深入骨髓的阴郁与“灵魂献祭”式的爱，挑战的不仅是题材边界。

    更是审美惯性。

——

    临行前的日子，被切割成一段段匆忙却郑重的告别。

    许成军依次登门。

    朱东润先生拍着他的肩膀，话语重心长：“东瀛之于汉学，传承有序，亦不乏新见。此去，多看，多听，多思。看看他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唐宋遗风，又是如何消化西方的理论。”

    章培横依旧严肃，只叮嘱了一句：“学术交流，不卑不亢。你的根基在中国，在脚下的土地，莫要被眼花缭乱的东西晃失了心神。”

    黄霖则更关切具体事务，笑着提醒他《浪潮》的下一期稿子要提前备好，别到了日本就当了甩手掌柜。

    拜访茹志鹃时，这老大姐好像早已经把他当成亲弟弟。

    她不像李晓琳那样直接对《黑键》的内容表示惊诧，而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点出了更现实的问题。

    “交流团里人多口杂，资历辈分摆在那里。巴老自然是爱护你的，但你自己更要懂得分寸，多看少说，把力气用在正式的交流场合。”

    她语气温和，却句句点在要害，“你是破格入选，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谨言慎行，但也不必过分拘谨，丢了我们国家年轻一代的风采。”

    一月五号，《八音盒》将刊载于《上海文学》。

    想到自己将错过杂志面世的那一刻，许成军心下略有遗憾。

    此行日本，并非只停留东京，按照行程，他们将走访京都、奈良等多个城市这一去，便是近月。

    与师长的告别是沉静的，与同伴的离别则要热闹许多。

    他在学校附近的小馆子做东，请了《浪潮》杂志社的核心骨干——林一民、许得民、徐薇等人。

    席间，自然少不了对他这位“不负责任”社长的声讨。

    “社长，你这动不动就玩消失，下次是不是要跑月球上去了？”林一民率先“发难”。

    “就是！《浪潮》上海联合会的事刚有点眉目，你倒好，直接‘携大势而归’，压力全给我们了！”徐薇笑着附和。

    许得民推了推眼镜，一本正经地总结：“综上所述，社长的主要工作就是‘跑路’。”

    一时间，包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声讨”。

    许成军笑着全盘接受，这些玩笑背后是伙伴们的支持与期待。

    他们都明白，等许成军从日本归来，身上便多了一层“国际交流”的光环，到那时，推动“浪潮上海联合会”的成立，许多现在的阻力，或许就能迎刃而解。

    最后的时光，留给了苏曼舒。

    两人在复旦校园里并肩走着，冬日的萧瑟也掩不住彼此心间的暖意。

    许成军从口袋里取出早已备好的一百元钱，递了过去。

    “曼舒，我这一走时间不短，晓梅那边……偶尔帮我去看看她。这钱你拿着，万一她有什么需要，或者你们一起出去吃点东西，方便些。”

    苏曼舒先是一愣，随即一把将他的手推了回去，没好气地白了他几眼，吴侬软语里带着娇嗔与一丝不容置疑的坚持：

    “许成军，你跟我来这套？我缺你那点钱啊？”

    她顿了顿，声音柔和下来，却更显坚定：“晓梅也是我妹妹，照顾她是应该的。你安心去办你的大事，家里……这边有我呢。”

    看着她佯怒却关切的神情，许成军心中最后一丝牵挂也稳稳落地。

    他收起钱，不再多言，只是看着她，笑了笑。有些话，已无需多说。

——

    说实话，许成军能跻身此次赴日交流团，实属意外。

    这年代的文学界，或者说全世界任何一个成熟的圈子，论资排辈都是铁律。

    一个二十出头、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研究生，按常理连候选名单的边都摸不到。

    若非日本岩波书店方面在沟通交流名单时，多次、强烈地提及并希望见到《红绸》、《希望》的作者许成军，表达了日本出版界与读者对其作品的浓厚兴趣。

    再加上巴琻老先生在最终审定名单时，力排众议，一锤定音地说了句：“让年轻人出去见见世面，我看很好，文艺事业总要后继有人。”。

    许成军是绝对没有机会参与到这种国宝级作家云集的高规格访问中的。

    一九八零年一月二日，上海火车站。

    月台上人流熙攘，空气中混合着煤烟与离别的气息。

    许成军提着简单的行囊，一眼就看到了被几位工作人员簇拥在中央的巴琻先生。

    虽已在报刊照片上、在文学史的铅字里“认识”了无数次，但亲眼见到真人，许成军心头仍是不由自主地一震。

    巴老面容清癯，皮肤带着一种文人常有的、不见日光的白皙，额头宽阔饱满，蕴藏着无尽的智慧与往事的沟壑。他戴着一副那个时代常见的深色边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神温和而澄澈，仿佛能洞悉世事，却又充满了慈悲。

    岁月的风霜在他脸上刻下了清晰的皱纹，尤其是那深深的法令纹，更添了几分沉稳与坚毅。与许成军想象中可能有的、属于文坛泰斗的沉重威仪不同，眼前的巴老，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松弛而平和的状态，像一棵历经风雨却依旧从容舒展的古松。

    这就是中国文学的顶梁柱之一，是未来无数语文课本的“常客”，是活着的传奇。

    刹那间，许成军想起了自己的上一世，离“鲁、郭、茅、巴、老、曹”这等级别的文学巨人最近的一次，也不过是在BJ的老舍纪念馆里，隔着玻璃柜凝视着先生的手稿。

    而此刻，他却真实地站在了另一位巨匠的面前。

    巴老也注意到了这个独自站立、气质迥异于周围中年作家的年轻人，他脸上露出和煦的笑容，主动朝着许成军招了招手，声音不高，却带着长辈特有的慈祥：

    “是成军同志吧？小伙子倒是长得精神，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许成军立刻收敛心神，快步上前，身体微微前倾，执的是标准的、恭敬的晚辈礼。

    “巴老，您好！我是许成军。一直拜读您的作品，今天终于见到您了。”

    他的语气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不卑不亢，却又分寸得当。

    巴琻笑着点了点头，目光在许成军身上停留片刻，那眼神里有关切，有审视，更有一种对文学后辈的殷殷期待。

    这趟始于上海车站的旅程，对于许成军而言，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地理上的远行。

    他们此行的首站是京城，将在那里与代表团大部队会合，于五号集体乘机前往日本。

    机缘巧合，巴老因回上海处理私事，得以与许成军同行。也正因如此，许成军沾了光，和巴老一同被安排在舒适的软卧包厢，其他随行工作人员则分散在硬卧车厢。

    上车前，一位细心的工作人员特意低声叮嘱许成军：“小许同志，巴老今年七十六了，别看他精神矍铄，但毕竟年事已高，血压有些高，睡眠也不太好，夜里容易惊醒。路上劳烦您多照看着点。”

    进了包厢，巴老听见了只言片语，笑着摆手，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温和响起：“莫听他们大惊小怪，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一撑，快别忙活了，我们自己来。”

    许成军坚持帮巴老将简单的行李安置妥当，此时已是晚上八点。

    窗外夜色渐浓，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撞击声催人入眠。

    许成军虽心潮澎湃，有无数问题想向身旁的文坛巨匠请教，但更怕打扰老人休息，便安静地坐在自己铺位上，没有多言。

    却不想，巴老对他倒是饶有兴趣，放好他那副深色边框眼镜，主动开口问道：“刚才你说看过我的书？都看过哪些？”

    许成军收敛心神：“巴老，您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是必读的，还有《憩园》、《寒夜》，散文集《随想录》也在拜读。印象最深的是《家》里觉慧的那句‘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在我们知青点传抄很广。”

    巴琻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后世已经很少谈起他。

    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最大的问题是情感发泄过度，和海明威的“冰山原理”正好相反，所以看似感情真挚热烈，但是不耐看，内涵和境界反而虚浅了。

    更有甚者，

    会说他是一个自以为身分显贵，而且极力维护权贵的人。

    一个极端鄙视底层百姓，而且极力羞辱消谴底层人民的人。

    一个一听工农兵登上舞台就脑袋爆炸，歇斯底里大发作的人。

    但是在许成军看来巴琻就像一个技术精湛的外科大夫，用精准的手术刀技巧切开患者的病灶，露出里面的肿瘤。

    然后，他就静静的看着这些肿瘤，你看着他，他看着你。

    你有话想说，想说为什么他不切掉这些肿瘤，然而下一刻你就清晰的意识到，他做不到。

    你突然很讨厌他，讨厌他为什么把肿瘤切出来，让自己看到这些肿瘤，但你又意识到，这是你让他做的。

    于是面对这样一个大夫，你能做的只有沉默，因为他太精准，太深刻，又太无力了。

    了解他的，不愿谈他，不了解他的，连他是谁都不知道，所以讨论他的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而这，也正是一些人愿意看到的，他们希望把他遗忘，最好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不过好在，巴琻还留下了一句话，表达了他的认识：

    当你深入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时，你会发现，他们的思想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难。

    巴老闻言，清癯的脸上露出莞尔的笑容，用手指虚点了点他：“晓琳一直跟我说，你许成军看着稳重，骨子里是个小滑头，我还不全信。现在看你专挑这‘青年’、‘争幸福’的话来说，倒是不得不信了。”

    “晓琳姐那是跟我开玩笑呢。”许成军也笑了，气氛顿时轻松不少。

    两人就此聊开，从巴老的作品、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聊到“十七年”文艺的成就与曲折，又从左联的往事故人，聊到许成军自己的《红绸》《希望》与《黑键》。

    巴老话语平实，但偶尔不经意间的一句点评，或是一个关于文坛旧事的细节，都让原本只凭后世史料和自身创作直觉去理解文学史的许成军，有种醍醐灌顶之感。

    他虽站在历史长河的下游俯瞰，但其中的许多暗流、漩涡与真正的动力脉络，却在此刻变得清晰起来。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巴老的话里，带着对文学后辈的殷切提点之意。

    夜渐深，巴老脸上略显疲态，但在谈话间歇，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成军啊，以后有没有考虑过，到出版社或者作协系统工作？那里更需要你们年轻人的新视野。”

    许成军闻言一愣，这个问题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他沉默片刻，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抬起头，目光清澈而认真地看向巴老，问出了一个让老人微微一怔的问题：

    “巴老，您觉得……未来的中国文学，会如何发展？”

    巴老靠在铺位上，目光似乎透过车厢壁，望向了更远的地方，缓缓道：“文学的未来，在于说真话，在于人的觉醒，在于给后来者更广阔的空间去探索。”

    许成军深吸一口气，接话道：“如果……如果文学只是停留在过去的框架里打转，只在允许的范围内说有限的真话，那么我认为，不需要到千禧年，中国文学的创造力就可能走向僵化甚至‘绝路’。巴老，我不想那么早被框住。我想……我想试试用我的笔，去闯一闯，看看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为中国文学趟出几条不一样的路来。”

    这番话，大胆，甚至有些狂妄。

    巴老听完，先是下意识地微微摇头，随即脸上却浮现出一种复杂的、带着些许无奈和理解的苦笑。

    他没有批评，也没有赞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拉过毯子盖好。

    “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路还长，慢慢走，慢慢看吧。”

    车厢里只剩铁轨的节奏声，载着一老一少向北疾驰。

    许成军其实没完全理解“路还长”的深意。文学作品的价值本就千人千面，但他至少知道——这位老人的人品，是经得起时代检验的。

    在许成军看来，当代作家中最不好名的，当属巴琻。

    老实说，他对巴琻的作品并非全盘接受，但巴琻这个人，实在可贵。

    他一生真诚无隐，言行一致；淡泊无私，真正的不好名利——这份自制尤为难得。

    天下读书人，清高到视金钱如无物者不少，但胸中那段“名心”却最难锄尽。

    巴琻不同。

    他写作从不为个人求名，每一篇都怀着改变世界、影响人心的初衷。这种淳朴的理想主义，他坚守了一生。

    他反对以自己名字建基金会、设文学奖、搞纪念馆。

    当代文苑成家者，能坚拒此类殊荣的，大概只有钱锺书与巴琻。

    如今的“故居”“纪念馆”，实则都违背了他们本人的意愿。

    “鲁郭茅巴老曹”六位宗师中，唯独巴琻没有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不是分量不够，而是他立下“死嘱”，绝不允许后人借他之名博取声名。

    他与钱锺书还有一共同点——视钱财如敝履。钱杨夫妇捐出所有收入，巴琻更甚。解放后他受任公职，却宣布不领一分薪水，只靠稿费生活。1976年后重新出书，他从第一本书起就放弃全部稿费，用于扶持穷困作者。

    据编辑回忆，巴琻不仅不要稿费，连样书都自掏腰包购买，出版社为他冲洗照片，他竟特意从上海寄钱付费。

    古今文人，能做到这一步的，还有谁？

    或许以当下的文学趣味看，巴琻的作品已不合时宜。但他这样的文人风骨，定是后世难及的。

    他活了101岁，一生都是纯粹的好人——正直、热情、善良、无私。

    就连文人最常见的风流韵事，他也片叶不沾身。妻子萧珊去世后，他独身三十三载，将她的骨灰置于卧室日夜相伴。

    《随想录》之所以能感动一代人，正因读者能感受到：这样一个好人、老实人、纯粹的知识分子，竟也要无端遭受如此磨难——这世道，还不够残酷吗？

    同一部《随想录》，换个人写，绝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

    巴琻晚年出版文集时，在后记中写道：“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欺世盗名的骗子。”

    这句话，像含着泪写就的。

    特别感人。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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