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三算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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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六月份,石队长搬进了新家。
新房清一式装了玻璃窗,在黄土墙上还刷了白色的石灰墙粉,非常的干净明亮。“兰纳得”已经会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她也很高兴,这房子比破旧的老房子不知道好多少呢。
石队长问了我几次,你搬过来吗?承业光桃住大厅右屋,我可以住左屋。我说,“我想住二楼。”
石队长笑了,“二楼还没有修造好,一个大通间。”
我真就上楼一看,好大的面积呀,崭新的地板,在上面可以翻跟头了,连翻几个都没有问题。
我问石队长,“那你住哪儿?”
他住在右后朝北一间。我说你应该住在前面的,可他固执得很,就是住北屋了。
我又去新的厨房参观,新打好的大灶,干干净净。最让我稀奇的是“自来水”。石队长在屋子后面,修出一条小渠,将泉水引过来,一根毛竹当作自来水管,对着厨房的大水缸,把竹筒拉过来,水就“哗哗”地向水缸注水,一会儿水缸就满了,再一拨竹管,水就流入下一段渠里。他们还在渠道的那头,修了一个可以洗衣服的坞。
我对这栋小“别墅”新鲜了两天,还没有觉得可以收起情趣,也就是第三天,光桃的肚子痛了。
那天,承业一早去公社开会,还不知道,他的儿子也急着要出来看看新屋,提前一周准备出生了。
接生婆是库前周家的一个女人,她手忙脚乱地准备着。石队长带着“兰纳得”去烧水,
只有我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一切。
于是,接生婆就要我做她的助手。
我站在床沿边,看不敢看,说不敢说,动不敢动,傻乎乎地等着……她知道我慌手慌脚,什么也不会,就自己爬进床的里面,满头大汗地要光桃加油,还去掰光桃的腿。
光桃过一会儿就叫唤一阵,而且越叫越厉害,她们两个都早已是一头一身的汗。
只有我吓得两手冰冷,就想逃走。
接生婆大叫,要我学她的样,去掰开光桃的另一只腿,我抖抖索索地,不敢碰光桃,
但是光桃又阵痛了,她拼命地喊叫,让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接生婆又在逼我伸手帮助。
我给逼得胆子壮大了,也开始掰光桃的腿,她一叫就掰,一停就松开。我们几个就这么都在折腾着……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小小的婴儿头出来了……
接生婆大叫“好!加油!”
然后,她马上跳到床外,我赶紧配合,躲闪到床后。
她站在我的位置上,把消毒好的一包东西拿过来。光桃又一阵痛得拼命喊叫,最有意思的就是她自己去掰腿了……下一秒,孩子稀里哗啦滑出来了……一个男孩子……
“哇!哇!哇!”那声音在新屋子里回荡……
我忙着帮接生婆收拾床上的污血。
接生婆包好了剪下来的衣胞,再去给小婴儿洗澡,回头帮助光桃换衣服垫上草纸……好在她非常利索,动作又快又熟练,很有经验。光桃也是第二胎,生产过程一切顺利。不然摊上了我这么个笨蛋做助手,实在是碍手碍脚,什么也不会干。
我突然想起那个彭嫂,生孩子是她自己与那个十岁左右的女儿水莲……
我这个当老师的人,又一次受到刺激,惭愧呀,假如在大荒野里,人怎么样可以活着,怎么样可以活下去,我什么都不会……真真不及山里的一个孩子!
石队长的第一个孙子,大概觉得是我“接生”的吧,起名石方华,小名“周呀者”。
其实,我只是亲眼看着他来到了人世间。
他们一家高兴得了不得,抱着怕摔,捧着怕化的。光桃更是,从此就背在背上,舍不得放下了。
时间飞快,一个学期给我混过来了。
我“教”会了初一学生们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还有初二的指数。
对于二年级的算术,我也是马马虎虎地完成了一个任务:终于让他们背出了二十以内的加法。
就是一年级最糟心,孩子们勉强会读1到10,数数实物,掰掰手指头,但是都不会写。
这七个孩子中四个是男孩,那个站着吃奶的,我叫他“奶宝”。他吃了七年奶,真的耽误了他的智力发育,混在一年级里的他,大概只有两岁的智商,就会跟着瞎嘟嘟。
坐在他前面的是库前曾主任的小儿子。
曾主任和他的堂客都是正常智商的人,但是,听说他们是表兄妹结合。看来,近亲结婚真的是有问题。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曾红兵,我以前班上的学生,还算跟得上大家的学习,就是瘌痢头;老二是个聋哑人,天天在学校转悠,也想读书,可没有办法读。而这个老三,一头黑发,眼睛亮晶晶的,好像很不错。不过,一看到他写字,我就会头皮发麻。他握着一支笔,抖抖抖,抖了很久很久,抖出个1,连2也抖不出来。一个学期他就抖了一本子的“扭扭虫”。我只好叫他“曾宝”。
接着是个“哭宝”,叫他读,他哭,叫他写,他哭。
再一个男生,就是彭嫂的“爬门槛”了。想不到,他却学会了10以内的数,读与写都行,看来只有他可以爬过这个学习的“门槛”了。
还有三个女孩子,她们都乖得很,坐在“爬门槛”旁边的那个,你说什么,她都“嗯,嗯”地答应你,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在她后面的那个正好相反,一叫她,她就直摇头。还有一个会害羞,让她课堂上读读,她就一脸通红,读不出来。不叫她时,她常会插嘴,不守纪律的瞎说,倒是说得有模有样。
这七个孩子把我的心搅得天昏地暗,我只好向他们“投降”,一个学期的苦心,我输得连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了。
暑假里,我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李老师林老师都回家了,没有“会”开,我感到寂寞得很。
好在社会政治风向有点变化,公社的露天电影院好片子多起来了,不再是只有《地道战》,《地雷战》,会放放《洪湖赤卫队》,《春苗》等电影。
有一部新的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把一公社的人都吸引去了。
我们库前的几个人,赶了七里路,下午五点未到,就早早到了公社的露天广场,找了个好位置,等在那儿。
谭玲也来了,她挤过来,与我坐在一起。
闹哄哄的广场,我们想说几句话也说不成,用了吃奶的力气,拔出最高嗓音,贴着耳朵叫,也互相听不清楚。
谁知道,我们坐的位子太好了,快开映时,电影工作人员要我们前三排的人让出来,公社负责同志都要来看。于是,我们的好位置变成了最差的位置。
因为连最后一排也挤满了,电影队的一个人,觉得对不起我们,就去公社食堂搬来了好几条长板凳,放在银幕的背后,一个小斜坡上。
我们就转移去了那儿,看了一场“反面”的电影。不过一会儿,我们就习惯了,照样哭得稀里哗啦,手帕都是湿漉漉的。
晚上十点钟左右,电影结束散场。我们却有优势了,背面人少,一会儿就很悠闲地走在公路上了。我与谭玲各自要跟上老俵们回去。她只来得及告诉我,她已经办好了去成都的手续,要离开了。
一路上,我想着又一个好朋友要走了,忍不住眼泪直流。好几个库前的老俵,还有学生来劝我:电影只是电影,不要太伤心。我点点头,也不解释什么,就这么一路哭,一路走,让心里的不快流出去一点……
老任来了,公社那个专门负责知青选送大学的南昌下放干部,突然来库前蹲点。
我热情地拉她来我这儿住。
她是来了。
可我这个大傻瓜,一看到她就好像看到自己亲娘似的。对着她述说了我几次被选送大学,却没有成功的苦恼。
她皱着眉头听我唠叨,第二天,她就不来了,借宿在楼下诊所的小陆那里。
我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大忌,成了契诃夫笔下的“车夫”,被她抛弃了。
她哪愿意听一个失意人的话。其实,我本来就不是她愿意帮忙的人。可我快三年没有回上海,也实在没有东西让她感兴趣。
然而,不识相的我,还把自己一肚子的冤枉委屈“送”给她。
那时的我,不是个傻瓜也是个白痴!反正是真正的失去了一次机会。
我的心又一次沉入了迷茫之中,她的态度明确告诉了我,今年的选送是一个谜,其实,是一个有答案的谜。
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李梁才老师的最后一封信。只有一张纸,写得言简意明。
一眼看到“建华”的称号,我敢看下去了。他说:上一封信可能太长,或许你没有收到。他又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希望能走到一起;他还说,一想到我们可以在冬天围着炭盆畅谈,在夏天可以去庐山畅游……就很激动……
我真的是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苦思冥想,认真地思考这个事情。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人生很现实的抉择:假如我回了信,以后便有可能成为“李太太”,或许马上可以依靠李老师的后门,调去南昌,读书还是工作,应该都不会有问题了。
假如我不回信,那就还是得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打拼,来争取。但是,公社管知青招工上学的老任,她的态度已经在告诉我了,眼下要想选送大学,我还是没门,起码今年不可能。
但是,这个“但是”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痛心的,我与李老师没有感情呀!一共才见了两次,写了几封信,怎么就可以结婚?……小翠的婚姻,争胜的婚姻,我为什么都那么撕心裂肺般的难受,不就是因为他们是被铜臭出卖了?而我,也要那么把自己给卖了吗?
读大学是个愿望,一个纯粹的梦想,不过,我怎么能为了一个目的,或者说是一个愿望,去出卖了自己的情感和灵魂呢?记得我曾经对孩子们说过,人是有动物的本性的,但是,只有懂得爱了,那才可以说是个人……
“愿做高山迎风草,不做金屋一枝花。”于是,我又坚定地把李老师的信收起来了。
不走这条路,那是我“花岗岩”脑袋中最倔的一部分。
(把后面的话提前十年来说:
1984年十月左右,我已经考上了大学,通过高考考进了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
在一次江西省的教育表彰大会上,我意外地碰到了李梁才老师,同时还有高安师范我的同事,曾老师两夫妇,他们都是音乐老师。
他们从李老师嘴里知道了,我就是那个上海知青,正是李老师念念不忘的人。曾老师他们就一起来责备我:“李老师十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你的无情!”
我这才知道,李老师还没有结婚。
可是,我已经有了儿子了。
我也这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花岗岩”脑袋;毅然决然地只顾及了自己的信念。我当时怎么就一点也没有为李老师想一想?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有一种相思可以坚持十年……而这十年是没有一点动静的?
不管怎么样,我很自责,我应该回信……他一直就是我心中最敬重的老师……
我很抱歉地隔了几排位子,远远地看了一眼李老师,他也在看我,非常平静,也很有风度……
之后,我一直痛苦地反思,“坚定不移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这个固执的信念,是错的还是对的?)
暑假又很快过去了,我们库前学校的李校长,他要我们叫他李老师,一开学就带给我二本一年级的教科书。一本是湖南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珠算与一年级算术教学》;另一本是杭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算术与心算》。
我认真地都学习了一遍,觉得可以试试。于是,这个学期,我一会儿用湖南教材,一会儿用杭州教材。
算盘是农村常见的用具,我要同学们带算盘来上课。孩子们都很起劲,二年级的更起劲。于是,两个年级一起学起了算盘。
第一步,认算盘,下珠四个表示一到四,很快完成。这一下,孩子们有了干劲了,一教室的“噼里啪啦”。
而上珠一个表示五,有难度了。这是个最简单的“集数”概念,同样一个珠,上面的是五,下面的是一,孩子们足足用了一个星期,才弄明白了。
第二步,十以内加减法。有了算盘的帮助,二年级飞快就学会在算盘上加与减。他们带动一年级,一边背口诀,一边打算盘,很快就进入了十位数上其他数的加减,不是仅限于二十以内的了。
一年级的四个“宝”三个“妹”,都有了学习的兴趣了,连那个“奶宝”也会拨算起来。
后面一步是认识百位数与千位数,甚至万位数……
算盘的加减是从左到右的,也就是从高位算起,认数位很重要,一过这个关,就可以飞快计算……
这时我发现两本教材中,杭州教材突出心算的方法很好,但是,只用心算方法对我们山里的孩子们有点难。
我在教学中更是发现,如果加上湖南的算盘辅助法,那么,心算结合算盘一起来来思考的话,不是简单多了吗?而且,两者都是从高位算起,有切合的点。
孩子们的逻辑思维差,可形象思维很好,天天打算盘,心里就有了算盘的形象,不就可以在心里打算盘,直接报出高位数的加减结果了?
找到了好方法,我兴奋得不得了,一面用这种方法教孩子们,一面着手编起我自己的教材来,就是将两本教材的优点结合起来。
我把自己的这种方法,起个名字叫“三算结合”。
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句话:当一个人有了伟大的目的时,他将以劳动来代替休息。我有了“三算结合”的方向,对一年级算术的教学,就越来越起劲了。
一个学期下来,我的头敢昂起来了,脚步也有力了。李老师说我的算盘打响了库前小学。
他想给我购买一个教学用的算盘,三十多元,队里没有钱,批不下来。我也不在乎,用学校本来就有的小算盘,挂在黑板上,可以应付。
学期就要结束时,县里通知凡是用了这两本教材的学校,都要去县里开会。指定要实际操作的一年级算术老师去。
于是,我去了。
第一天开会是听课。县城第一小学的两个特色班,给我们上了精彩的示范课,把我们看得一愣一愣的。
“湖南教材示范班”的一年级小朋友们,算盘打得整齐划一,嘴里还念念有词,念得也整齐划一;而“杭州教材示范班”他们加减速度惊人似的快,一课堂的小天才呀!老师更是神,教鞭一挥,一个精彩出现,再点一点,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之后,我们老师开会,分为三大块五个小组。第一块是县里的小学老师,细分为“湖南版”与“杭州版”两个分组;第二块是平原小学,也分两个小组;第三块区是山区的学校,没有分小组,我当然地被分在了山区落后块。
第三块区的会议主持是,县分管“一年级教学新法推行”的督导。他很客气地告诉我们:县里知道山区推行有困难,但是,这次也特地请我们这群老师们来观摩。他要我们提提建议,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想听听,山区推行的困难在哪里。
山区老师们议论纷纷,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惊叹县城小学的新法实施,有可喜的成绩,一个是感叹自己推行不了。
我犹豫了再三,把我自己汇编的“三算结合”教材拿出来了。
我举手要求发言。大家都奇怪地看着我,我就这么开始介绍起自己的一套思路和实践的情况。再详细地说明了我编写的这本教材,并且希望县里负责的老师,审核一下,是否可以。
我的一番话,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小,特别是那个县教育局的负责人。他马上说:我们没有想到,山区老师拿出了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教材,我要求你在大会上再次发言。
我真就在几百人的面前,宣布了自己的想法,把湖南与杭州两本书的优点与缺点摆明,并解释了我“三算结合”思路的可行性和教学步骤的设计。
真的意想不到,我赢了!奉新县教育局奖给了我一把三十多元的教学算盘和许多教学用的挂图教具。
我简直是有点颠狂,如同中了头等奖,一路山歌哼到了仰山。逢人就说,我们库前学校有了一把教学算盘了。
在家里,还有一个惊喜在等着我,石队长翻开队里分红手册,让我签字,两年的分红一共九十六元。他另外加了五十元给我,他借我的。我不要,他硬要还给我,还把借条拿出来说,你收下,我就可以撕了。
我一下子成了“财主”,高兴地捧着钱,不知道放在哪里好。
如果早一年有这么多钱,我就可以与裕文一起把小翠救出来了。可是,这就是命呀!这笔钱来得也太迟了!
小翠那斜阳下的背影,又在我眼前晃动起来,她是没有一丝希望地走了......我还要她“不要在希望中怕失望”......她也曾经勇敢地登上了“希望”的云雀山......可这个“希望”,怎么这么晚才到?!
太迟了,太迟了,我又激动起来,几颗大大的泪珠滴在了厚厚的钱上……
我三年没有回上海,梦里的家就是桌子上的那碗“光荣菜”——那时的上海,食品供应极差,卷心菜的皮炒炒,就算应付了一顿饭;爸爸脚上那双难看的鞋;还有妈妈的棉袄袖口破了,里面漏出来的破棉絮就像“猪油渣”……我常常半夜醒来,就觉得心痛……还是心痛……
我有钱了!不过,我也是一个握不住财的人。第二天一早,我就立即赶去公社邮局,一下子寄给家里120元钱。汇票上写着:春节买好吃的,爸爸买皮鞋,妈妈买新棉袄。
我用余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两本书《沸腾的群山》与《金光大道》。还买了一只南京大板鸭。因为今年公社通知,让我们没有回上海的知青,都去公社新办的知青农林场过年。我提着板鸭去了。
知青点的新大楼与石队长家一样,散发出木头淡淡的清香。二楼一长排都是女生宿舍,两个人一间,又干净又宽敞。底楼有个大食堂,灶间就在食堂旁边。
他们知青点留守的是三个女生,金大姐与巧云妹妹。还有一个本来就是插队在这个仰山队的,她常去她的好朋友南昌居民的家。基本上就没有过来。
小倪与我一样,是被邀请来做客的。从除夕到年初四,整整五天,就我们四个人在一起,过了一个特别的春节。
公社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年货,肉蛋鸡鱼,还有豆腐与蔬菜。那个专门负责知青农林场伙食的老俵,除夕那天给我们烧了一桌菜,然后就回去了。金大姐与巧云妹妹很能干,其余的事情就是她们给捣鼓好的。
我不好意思游手好闲,与小倪一起专做下手,切菜洗碗。我一边做些零碎小事,一边还不停嘴地说着自己喜欢的那些书,什么高尔基的“海燕”,什么公孙龙的狡辩术,还有李白杜甫的诗。我说的最起劲的就是:刚收到的上海朋友寄给我的诗,其中赵朴初写的“反听曲”,我是非常喜欢,不由自主地背诵起来,反正是“创作性”地背……“听话听反话,此理话不差。明明是亲人,却要唤作‘冤家’。夜里演戏要称‘旦’,叫做‘净’的满脸大黑花。......,”
她们都默不作声地听着,只有金大姐总是会真诚地鼓励我几句。
除夕一桌丰富的菜,也没有挡住我说话的兴趣,滔滔不绝,信口开河。
吃饭后,我们大家围着炭火盆烤火,这时小倪给我们讲了个徐文长的故事,幽默风趣,让我们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这样的开心,真是好久都没有过了。
晚上,金大姐与巧云妹妹睡一起,我与小倪睡一起。姐姐与妹妹总是有很多事情,很晚才进屋。我与小倪早早躺在床上,随便聊几句,就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大年初一,公社有好几个干部特地来看望我们。之后,我们又得自己想点什么节目出来,点燃一下节日气氛,不然总是吃了早饭,烧中饭,转眼又要弄晚饭,节日变成了无聊地打发日子了。
我就一直要小倪讲故事,我觉得她的徐文长比阿凡提更有味道,而且她讲得真是生动。
那天晚上,我与小倪是第三天在一起和床睡了,彼此已熟悉很多。
我们靠在床沿上,聊起了各种人生话题。她说:“人与人相处,只交往一天与共同生活几天,会有完全不同的印象。”我点点头,总觉得她这是开场白,后面一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果然,她很认真地告诉我,其实,第一天她对我印象不好,觉得我一个劲地“掉书袋”,也不知道别人并不感兴趣。
我听了心里突然翻江倒海,因为我对她印象很好,看来是两个人的情感没有对流成功?
不过还好,她马上又说了:“可与你相处了两天,我完全颠覆了过来,发现了你的善良,真诚和好学。所以我也真诚地告诉你,我的一些建议。”
我凝重地点点头,如饥似渴地听她说:在不太熟悉的人群里,最好要先观察一下,谈论的内容,要大家都关心的才好。知识的真谛是应用,不要炫耀,最好是放在生活琐事里体现出来……
我明白了,原来我的“掉书袋”就是“杰米扬的汤”。你想热情地“告诉”朋友们,这是自己的“好东西’,其实他们已经倒胃口了。所以你在倾诉时,一定要让聆听你的人,觉得自然和自由,那才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呢。
我很佩服她的聪明才华,问她这是从哪儿学来的智慧?她告诉我,是她的姐姐从小教育她的,她的姐姐在山东一家研究所,她也很快会调过去了。
我们在后面的几天里,四个人非常有意思,围着金大姐弄来的一只旧的手摇留声机,她还有四片唱片,都是越剧:《红楼梦》,《苏三起解》,和《祥林嫂》片段。我们起先是听,慢慢地就变成了哼,再后来就是肆无忌惮地齐唱了。
那时已经没有人会来管什么“四旧”还是“才子佳人”了……
这个唱着《红楼梦》度过的春节,其实就是我最后一次在山里过年了。早知道那是最后一次,我应该与石队长一家一起过年的。
但是,两难呀,因为我也算是在知青农林场生活过了,也收获了小倪给我的忠告和姐姐妹妹们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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