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生产队讲课，我有点紧张，面对的毕竟不是孩子们，都是长辈。

                  大厅里全是人。他们带着火笼子来了，坐的姿势就是烤火取暖的最佳状态，一根根的旱烟袋，抽得屋子里烟雾弥漫。他们不说话，也不看我，好像准备等我开始，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打瞌睡了。

                  我第一句话是问大家：“如果你们有了钱，你们会用来干嘛？”

                  还真灵，所有的眼睛都睁开了，已经有点小呼噜的声音也一下子消失了……

                  “那还用问，只要有个一二百，家里就可以焕然一新”……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打算。

                  我再接着问，“其实，钱到底是什么？它怎么产生的？”

                  好像，大家的兴趣给提起来了。我们的讲座居然从热烈讨论“钱”开始……

                  我们坪陂队七天的讲座，天天热烈讨论，虽然我只是讲了个皮毛，但是，老俵们天天都来，一直坚持到今天要结束了。

                  听说库前队的学习班就是读书，读了三天，只剩一个曾主任坐在那儿打瞌睡。

                  我们坪陂的社员们，最后总结：小汪认真，带着大家一起认真。不管怎么样，大家对几个基本词汇弄明白了。哪怕这些理论没有什么用……

                  是呀，他们都说：“读了半天的理论，我们还不就是出工赚工分，回家吃饭睡觉，生孩子传宗接代……哪一句话也没有教会大家怎么富起来，欠队里的钱怎么可以还清……，但是，我们还是都很开心，因为坐在一起，第一次聊起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生活……”

                  虽然，我也是一个初学者，这次的活动却让我读了不少书，思维踏上了更高一个层次，而且，新的知识就像在我心里，透进了一道亮光，……  同时，坪陂队的老俵们，也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这个春节，虽然没有去年演出后的风光与热闹，但是，我并不冷清。

                  接着，我与五个知青朋友们，轮番的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体验：我与知青的沟通多起来了。

                  在除夕前两天，大沅队的知青谭玲突然来我这儿，说要与我住一天，她准备探亲去。

                  我奇怪地问她，想回家不是应该早点儿走？她说这次是去重庆。她的父亲在重庆医学院工作。行李都准备好了，想从我这里出发近一些，她知道除夕的火车票反而容易购买。

                  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了，分明有一种喜悦，好像她的爸爸为她找到了门路，这次就是去落实的。我心里一阵激动，既为她高兴，也为自己没有一点前途的暗示而伤感。

                  谭玲走了，很开心，因为前面是有路的。

                  楚虹，一个在库前村落户的，南昌居民的孩子，大年初一，她突然来找我，很客气地叫我汪老师。

                  我先有点奇怪，但是一下子就记起来了，她是住在学校右边，队部礼堂另一边的那个村落里。这是库前小队最大的村落，一条通向陡岭队的公路，把它一划为二，公路左面的屋群住着周主任，新娘子一家等几家老俵，公路的右面，是很大的一片村屋，中间围出了一个打谷场，比一个篮球场还大。我上体育课，就是去那儿的。

                  我是这个学期，下午上体育课时，经常看见她与一群妇女放工回来，她们谈笑风生，叽里喳拉。由于她的嗓门大，而且声调不同老俵们，说的是南昌话，于是，我会看看她，并对她射过来的目光也微笑一下。

                  这次，她是来请我去做客的。我犹豫了一会儿，便高兴地随她一起去了。

                  库前的知青们这次回上海，又一次听说他们不会回来，找门路去了。我与楚虹的相识，就如多了个朋友，可以在空闲时随意说说话，聊聊天。

                  她的家——如果这样的也可以称为家的话——只是个灶间。中间有个大灶台，左面堆了许多柴火，右面的一块空间，放着两张床，窗下横着放一张，在对面墙边竖着也是一张，这张床的一头对着一口大锅。

                  那横放的床上躺着一个人，其实也不是躺，是高高地靠在那儿，枕头底下放的都是砖头，而且是破砖头。垫被一看就知道是稻草塞在破的床单里做成的。床上面有一扇木格子窗，用破旧的床单做成帘子，挡着“嗖嗖”吹进来的寒风。

                  在昏暗的光线下，只看到那斜靠着的人，是个男人，胡子拉渣，骨瘦如柴，不时地在咳嗽……我们进来时，他只是转过头看了一下。

                  进门右手边，是一张方桌，方桌的那一头，也就是横着的那张床的床脚前，放着一个摇摇摆摆的旧衣橱。

                  她让我坐在桌子旁边，自个儿去拿出三个小菜碗，又去一只鼎锅里，舀了三碗吃的。这时我才看清了是海带排骨汤。一股股清香顿时溢满了这个简陋的屋子。

                  楚虹是个爽朗的人，声门开阔，一说话就笑，“床上躺着的是我叔，他得了肺气肿。你不会嫌弃我们吧？”

                  我马上就端起碗喝了一口，“哪里会呢，只是有点不好意思，过年只分了几斤肉，你们自己吃还不够呢。”

                  她也不遮掩，直截了当，“我现在也归为南昌知识青年了，我早就想认识你，可只有在春节才会有点吃的东西。”

                  我很惊讶，她这么懂事，交往朋友还要有东西请客？

                  我忍不住问她：“我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心里其实还有一句，是我的好奇心，忍了半天才没有问出口：你怎么会与叔叔住在一起？

                  她轻轻叹了口气说：“说来话长呀！”

                  我们一边吃着她做的汤，还蛮可口的，一边就听她给我讲起了她的生世。她平平淡淡地述说着，可我却眼泪听出来了，为她心酸，为她痛苦，为她担忧……

                  她只有十几个月就被送给了养父母，在大约五六岁时，养父得病死了，养母告诉了她真情：她是个领养的孩子。养母希望能尽快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把她送回去。可是，知道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她的养母是个很善良的人，但是因身子弱就一直没有工作。为了可以活下去，她为小苏宏找了一个能够给她们娘俩活命的“叔”——南昌的习俗，一般把继父称为叔，可对于楚虹来说，那是“继叔”。终于她们可以有一口饭吃了。然而好景不长，她的“叔”给人按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他们一家就被下放了。楚虹只有十二岁多一点，就已经跟着父母来到了仰山库前村。

                  谁知，她那善良的养母病了，病得很重，ZG癌。她就陪着母亲到处求医，小小年纪的她，一直服侍着母亲。她们三年多就是四处看病，用完了本来就不多的所有的积蓄，和下放的安置费，可还是没有保住她母亲的命。她的养母最后留给楚虹的是一笔欠款，一个也已经卧床不起的叔。

                  只有十六岁的她，必须下地干活，养活自己。她的叔虽然老单位每个月会给他一点补助，好像是十二块钱，但是除了吃饭，根本没有钱买药治疗他的肺气肿，现在天天咳得喘不过气来。

                  他们两个一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就只好相依为命，并将就住在这么一个破屋里，是一间老俵废弃的灶间。

                  我已经泣不成声，想想怎么会有这么命苦的人，我那里还咽得下她的一点点过年的食物。

                  我说了一句，’你等会儿，我回去一下。”话音未落，就飞奔去了自己的房间。

                  可怜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她的。床底下还剩一块固本肥皂，我一直舍不得用。因为我已经学会了用草木灰的水来洗衣服，才留着最后一块的。我拿出来，在手里掂了一下，就带着它飞奔回去。

                  她很高兴，但还是说，我不能要。我怎么样也硬要她收下。

                  她犹豫了一会儿，才很为难地开口了，她的叔需要药，不知道我有吗？

                  那个床上躺着的人又一阵咳嗽，挣扎着也对我说，“只要有好药，我这个病很快会好的。”

                  我总算明白他们那点可怜的目的了。我马上将肥皂塞在楚虹的怀里，又一次飞奔回去，翻出我的小药箱，一只方方正正的饼干盒。

                  盒子里有几包消炎粉，那是我第一年发水土不服时，大派用处的药。

                  那时的知青大部分都发了一种红疹，上面会有一个脓包，大多发在小腿上。我总是一咬牙，就用棉花垫着，把脓包连皮一起掐掉，痛得我咬牙切齿地直“嘶嘶”。然后，我就用碘酒擦，又使我一阵哆嗦。最后，我倒上了一些消炎药粉，用已经准备好的纱布块按上，贴胶带横二条，竖一条。

                  我每天都要处理新发出来的肿块，但是也有已经好的。

                  而莹贞因为怕痛，就穿一双长筒袜，将小腿和疹块都包裹起来。有一天，她觉得太痛了，就想脱下袜子来看看。可是，脓水把袜子沾在皮肤上了。她只好一点一点的用水沾着，剥开一点，把袜子褪下去一点……，只见小腿上已经没有一块好皮了，发黑发紫，脓水像下雨一样淌下来。

                  我看得心惊肉跳，赶快报告石队长。他们也害怕了，于是，我们俩第二天就赶回上海。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家。

                  于是，我的药箱总是备着这些东西。不过，水土不服第二年就没有了。

                  我翻看了另一种常备药，感冒咳嗽的药：二包氯霉素，一瓶咳嗽糖浆，还有一些维生素。我就拿了一包氯霉素和那瓶咳嗽糖浆，立马急匆匆地又奔回去了……

                  后来，我与楚虹成了好朋友，有时间就会聊天。她告诉我说：她的叔吃了药，已经可以下床走走，晒晒太阳了。

                  那年冬天，不是所有的知青都回了上海，杞树队的莲清——她的名字好听，人品也很好——就没有回去。还有长岭的贾芬，也没有回上海。她们在各自的队里，孤独难受，就时常会到我这儿来打发时间。我总是会说，你们两个像说好了似的，轮班来，从来没有一起来过。

                  我的优势就是有石队长，不愁那两餐饭。来来往往的人多起来，口粮会增加，石队长却也没有说一句话，对我的朋友们都很真诚，热情款待，不过菜是只有一碗萝卜，一碗辣椒。我们上海人都不太会吃辣的，只好经常是用一个菜来待客。

                  莲清是个憨厚老实的人，与她在一起，你可以放十二分的心，她不会难为你，更不会给你添麻烦。她也提起过，为什么别人老要说你“什么什么”的，可是与你在一起，你也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一样的老实人。

                  我又好奇地问她，“别人说我的‘什么什么’，到底是‘什么’呀？”

                  她眨巴眨巴眼睛，半天组织不起一句话。

                  我知道，我再怎么与最初放一把火的人和解了，但是，那个男汪老师，随意放的那把“火”，早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外，烧得漫山遍野了。

                  人世间，也是会有那么一些人，因为烦闷无聊，岂有不把与自己无关紧要的闲话，来当作消遣的东西？只要不是烧着了自己，嚼嚼舌头又何尝不是打发时间的一道菜？

                  莲清真是个幸运的人，不久他们杞树队里出了个公社副书记，那人也姓曾，与库前队的曾主任同宗兄弟。但是杞树的曾书记出去当过兵，是排级干部，退伍回来就去公社任职。因为他的原因，上下联通了，杞树队一连送出去了两个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是莲清，她还入了党；另一个是男同学，他们都是送去了上海的大学。让我们别的知青百感交集，还暗暗妒忌不已。

                  （后记：我对莲清最大的感恩是，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回了一次我们的第二故乡。她特地去看望了石队长，给了石队长二百元钱。可是，等我后来再去仰山时，石队长与承业都已经去世了。）

                  贾芬与莲清的个性不一样，她有个聪明的脑袋，口才又了得，所以与她聊天得聚齐十二分的精神，不然就会让她的唇枪舌剑打中。她是插队两年后，也开始在长岭小学当老师的，所以我们的话题会更多放在教学与课文的内容上。

                  我说自己平时喜欢写作，她调皮地说起他们队有个南昌知青，也经常写，写的诗是什么：被“黄鸡婆”咬出血，又痛又痒难熬煎……

                  “黄鸡婆”是一种小虫，不知道是不是人们常说的“小咬”。夏秋时节，你在山溪水边多待一会儿，尤其是洗衣物，就会被它叮咬。这种小虫比蚊子小，但是咬人却凶狠多了，一开始让人痒得钻心，可一抓又痛得不行，非常难受。

                  她不信任地看看我，“你不会也是写些‘黄鸡婆’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的问题，就拿出我的习作，给她看看我那些虽然稚嫩，但好像还不会归入“黄鸡婆”之类吧？

                  她看了后，半天才说了一句，“比‘黄鸡婆’好一点。”

                  我总算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贾芬后来也读了大学，当了大学里的老师。我常想，她那黄蜂似的“刺”，一定会让所有“黄鸡婆”立马消失！

                  我现在可是“奋不顾身”地又拿起笔，用自己还是幼稚的雕虫小技，写起了比“黄鸡婆”好一点的文章……）

                  很快，学校又开学了。大队安排了杞树村下放干部，老沈的准媳妇——褚怀君老师来我们学校，于是，初中的数理化有老师了。

                  同时，她的出现，也可以说是我的思想意识上，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导师。

                  她是南昌65届高中生，但是她的年纪与男汪老师一样，也就是说，她与66届高中生是同年的。她六岁不到就进学校读书，是一个早慧的天才。

                  可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考大学时，她非常难过，说她这辈子已经不想这件事了，并且，对于政治方面的进步就更不敢想，她说这一生，就做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

                  她没有让我那个吃惊又好奇的表情持续很久，就告诉了我她的身世。

                  她的母亲是上海人，因年轻漂亮，被一个国民党的大官相中。

                  在解放军南下，上海解放时，她母亲被那个军官带到了南昌，诞下了一个女儿，就是褚老师。谁知，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过来，那个军官即刻丢下了她们娘儿俩，自己一个人逃走了，是否去了台湾也不清楚，反正他消失了。

                  褚老师的母亲在解放后，与一个工程师结了婚，又生了两个弟弟。谁知，在填家庭情况表时，她的妈妈实在太老实，给她填了那个国民党军官的父亲，而两个弟弟的父亲却是那个工程师。就这样，在那个“血统论”占了上风的时期，哪怕褚老师得了南昌市当届高考第一名，还是被定性为不可录取。

                  我听了很气愤，立马拍案，怒发冲冠！这是什么逻辑！在她只有几个月时，父亲就离开了，连他的模样都不知道的一个小孩子，哪里还有父亲的印象，更不用说烙印？竟然可以把这样的账算到了孩子的头上，真冤呀！再则，如果是我，一个笨笨傻傻的人，倒也罢了，可她是个人才，就这么浪费了吗？！

                  她却对我说，“别生气，我已经想通了，早已走出了那个愤愤不平的感觉。”

                  我与她在一起的两个学期，没有一分钟是空白的，她会精炼地把握时间，做事情不拖泥带水，也不枝不蔓，工作、学习、生活都有分寸，真是我的一个亦师亦友的导师。哪怕后来过了几十年，我也总是感恩上苍，让我有机会接近了一个天才级人物，虽然那个时期的社会没有用她，但她确实是个灵魂高雅，思想卓越，并有各方面才华的人！

                  我也会用我那些稚嫩可笑的问题去问她。

                  首先就是；为什么我老是被那些“什么什么”包围了呢？即便我妈妈开解我：心里不能只装得下一粒“芥菜籽”，心胸开阔才会有发展。可我为什么老在装“芥菜籽”，哪里是装一粒，而是不断要装？因为每一粒“芥菜籽”都会让我难受……

                  她爽朗地笑了，说：有一句俗语，“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不被人说”，这就是原因。

                  “牛的犄角容易躲，人的舌头难避开。”她还耐心地分析给我听：在某个圈子里，或者说是某个层次里，总是会有那样的几句话，弄得你烦心，也就是你说的“荠菜籽”。

                  不过，但凡是个聪明的人，就不会在意这些“芥菜籽”，不断靠自己的努力，学习更多的知识，并提升思辨能力，一旦高出了那个层次，耳根自然就会清净。

                  但是，也会有另一种更高级也更复杂的争斗出现。或许那时候的心胸就需要装得下大江大海了！所以，MZX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呀！人之间的争斗，明的暗的，避免不了，这就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我若有所思，因为，有一点我算是明白了，世间背负这种烦恼的不是我一个人，因为喜欢“嚼舌头”也不是个人弱点，而是一种群体性的弱点。

                  她知道我还没有那么快成长起来，就安慰我说：“我只要听到有人议论你，马上就会告诉他们，你是个爱学习的人。”

                  我舒心畅快地笑了。与睿智的人相处，不但心是轻松的，脑子更是开拓的。

                  她对“抓主要矛盾”的一番话，也是深深烙进了我的心里的。

                  她告诉我说：MZX的话特别对，每一件事都有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不要舍不得砍掉一些枝叶，而要把精力集中放在主杆体上。如果什么都想去费时费神，那么你会因为时间有限，而浪费了你宝贵的一生。比如读书也是如此，要选择对自己有帮助的书。并且，一本厚书，先快速阅读一遍，找到主要内容与精彩之处，再把这些主要的提纲放进脑子里，这就叫“厚书读薄”。做事同样要有选择，择友更要选择……

                  顿时，我觉得有一道霞光飞进了我的心灵，大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

                  但是，可惜我的理解依然肤浅，没有体会到，褚老师那时已经看到了，我这个人的最大的弱点是：什么都捏在手里，什么都认真地去做……或许我的生命就会被拖沓掉，而一事无成。所谓蹉跎岁月的“原凶”，应该就是这个弱点。

                  我们除了备课，讨论最多的是形式逻辑。一个词的概念，有它的内涵与外延，而每个人在运用相同词的时候，所表达的内涵外延会不尽相同，所以人与人在交往中，常会有误解与偏差，对人的理解与包容就是取决于这个理论基础。当然，恶意中伤除外。

                  逻辑学习中还有推论的思维……

                  我记得在上海时，我们三个童年伙伴，也是最好的朋友：宛章，小兰与我，常喜欢坐在一起偷偷讨论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是什么？”——“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等等这些一般人，尤其是女孩子们不会来探讨的话题。

                  而让我一直在思考的是，小兰的一个推理故事：有三个人，在树底下睡着了，来了一个牧童，他调皮地把三个人的脸都涂满了尘土，然后溜走了。睡着的人醒来后，看见另外两个人的脸上，脏得只见两个眼珠子在转，都哈哈大笑。不过，马上他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脸上也是脏的，一下子，停住了笑。于是命题就产生了，他们是怎么推理出来，自己的脸也是脏的？

                  当时，我们各述己见，好像抓住了什么，可又没有证实。现在有褚老师在，我又提出了这个命题。

                  她说这是个假设条件句，而且是要再次循环一圈才可以证出。假如A认为自己是干净的，那么她笑的是B和C，而B笑的是C，C笑的是B；A继续假设，B认为自己是干净的，那么A自己就只是笑C，B也只是笑C，由A再进一步推断，C假设自己是干净的，他或他们笑什么？于是，A就想到他们在笑自己……

                  有了形式逻辑，可以讨论的事情会非常多，也很有趣。

                  我还突然联想到，如果别人的闲话是黑泥，你我他的脸都涂黑了，笑着笑着，还以为是笑别人，其实不就是自己笑自己的脸也是黑的……？

                  我们对快乐和幸福的概念作了比较。而且还讨论了快乐的感觉是怎么会产生的……

                  我们那时就觉得快乐是一种良好的情绪，幸福是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决定的一种综合性的感觉。

                  人们感到快乐是各不相同的，有人以获得为乐，有人以付出为乐……但是，有一点我们都有一致的认同，真正的快乐总是在努力奋斗后有了成绩，才会获得的。

                  有时，一个人的能力大于了目标；有时，会小于了目标，也会有能力等于了目标，哪种情况是会有快乐的情绪产生？……

                  我一直会怀念我们的讨论，其实那样的探究和聊天，才是最快乐的。

                  不要以为褚老师都是干巴巴的理论，她经常会画画。我也喜欢画画，可她画的不一样。她用B2笔，轻轻勾勒几笔，然后用炭笔耐心地擦出深深淡淡的线条，最后是一个立体的物件或人物出来了。她说这叫素描。

                  这下，可把只会画线条的我，馋得什么似的。我也偷偷地努力模仿起来。

                  这一段时间里，我与那么多的朋友们交往，心情突然有一种放飞的愉悦，好像有了点成熟感，交际原来可以扩展思维能力呢！

                  让我更高兴的是，李梁才老师的信来了。他告诉我：努力学习是年轻人的最好选择，他在暑假期间会来仰山。我马上回信：谢谢李老师的勉励，我写了几篇习作也附在信后，望李老师指点。

                  李老师也旋即回信，我的习作，竟得到了他的高度赞许，他说：对你的才华非常震惊……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人不能太开心，开心之后总是会发生令人伤心的事。

                  因为石队长家居住的石家大院，是借了别人家的房子，所以他决定了要为自己建造新房。

                  这个计划可是个大事情，他们一家都忙得人影不见。而我的中饭总是晚点，于是，又常常吃蚂蚁拌饭。有一次竟然发现，在锅台上面，垂下一根花花的粗绳子。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密密麻麻地叮满了大头苍蝇。我看着，头皮阵阵发麻，哪里还吃得下饭！

                  因为承业天天在打房基，石队长队里事忙完也要去帮忙，家务一大摊都压在光桃身上了，她已经累得够呛，我一个吃闲饭的，不好说什么，勉强把饭塞进嘴里，咽几口就打发了。

                  谁知，那天她把睡着的“兰纳得”放在床上，就急着先去工地送饭。可快一岁的孩子会爬，会摇摇摆摆自己走几步了。她醒来不见一个人，竟然就翻下床，蹒跚着从房间走走爬爬，穿过大厅，走进了厨房。

                  厨房里有一摊，从灶膛里扒拉出来的炉渣，上面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火。

                  谁知“兰纳得”会走过去，还一屁股坐在了炉渣上了……惨烈的哭叫引来了正在石家大院门口的彭二婶。她飞跑进去，赶快抱起“兰纳得”，可她的下身已经烫出了一溜的水泡。

                  等我到的时候，石家所有人都在。

                  我觉得家里气氛有点不寻常，好久都没有看到他们聚在一起了。躺在睡桶里的“兰纳得”听见我的声音，就大哭起来，我马上跑过去，见她两腿之间涂的全是药，那药是深咖啡色的，有一股怪味。

                  我惊恐万状地问“‘兰纳得’怎么啦？”

                  在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来龙去脉时，“兰纳得”的小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一边哭一边还嘀嘀咕咕，好像也在告诉我她遭的罪。

                  我已经熬不住了，从慢慢抽泣到哽哽咽咽，又到嚎啕痛哭，还不想让“兰纳得”感到难过，不得不强忍着，想压下那股涌出咽喉的痛……，

                  我那样子一定很可怕，石队长与承业也抹起眼泪来，光桃干脆与我一起哭起来……

                  还是彭二婶来劝我，“烧伤不严重，药已经用上了。你不要太伤心哦。”

                  于是，他们都收声来安慰我了。

                  那时候，他们都像是做错了事，对不起我似的，不断地自我批评着……

                  出了这个事后，我一连七天，一下课就跑来陪着“兰纳得”。不知道他们给“兰纳得”用了什么药，山里这剂烫伤药非常好，只有七天，烫伤就基本好了。

                  我有时手里捧本书，有时就画画。画了六幅二开纸的画。其中有一张是芭蕾舞《白毛女》中，从深山里出来的喜儿，一头白发，在述说着她的不幸，她激动而又悲愤地跳起来，我的画定格在她的一个倒踢紫金冠的造型上。

                  这幅画让石队长问了我好久，他看不懂这个女的，为什么披头散发，蹦得那么高，还一个脚踢在后脑勺上。我告诉他这是“白毛女”在跳舞，这种舞蹈叫芭蕾舞呢。

                  我将画都贴在厅房里，谁知这一贴，就是好几年。后来他们从旧房搬去了新房，石队长将画小心撕下来，贴到了新房子的厅堂里。

                  我几年后再来仰山购铺板时，那几幅画还在厅里的墙上呢。因为石队长不让人撕下来。

                  等“兰纳得”好了，学校放暑假了，只要他们没人看管，我就干脆把她抱来我的房间。

                  有时，碰到运毛竹出山的汽车司机，他们会非常吃惊地问，这个知青结婚了？她的孩子吗？

                  奇怪的是，当地人说话粗鲁，尤其是专爱开玩笑的那些婆婆妈妈们，这回居然都是用很客气、友好的语言告诉他们：汪老师在帮助别人带孩子呢。

                  这让我很感慨。

                  记得，我从小就不被家人看好，说我就是一个无用的会被人欺负的弱女孩。

                  在WG初期，我才十五岁，参加过上海红三司小分队。队里有个演’单口说”的女孩子，她的《造反派的脾气》是演出了名的，只要她双脚一跺，大眼一睁，把手狠狠地拍在胸口上，活像一个假小子时，就会将一礼堂的气氛调动起来！最后总是赢得满堂彩！

                  她也认为我，到了社会上，一定会被人欺负，因为我太温柔厚道了，善良的“小绵羊”，一点“造反派”的脾气都没有。

                  她总是劝说我：“为了自己，你得学一下‘国骂’，给别人一点威吓力。”她很生动地打个比方给我听：“你看小猫咪，小狗，他们面对陌生人就‘呼，呼’地发威，那是他们在骂人，所以，你也要学学，可以吓退不友好的人。”

                  “嗒——吗——的”，我难为情地被逼出这么一声，涨红了脸，憋足了气，那个狼狈相惹得大家都笑了。于是，他们都退下阵来，对我直摇头。

                  （可是后来，我不断悟出了她好意劝解的道理。不一定要口出脏话，也并不是需要什么“造反派的脾气”，而是，在某些必要的时候，人是要厉害一点的。

                  然而，我的母亲也有她自己的认识，她是个很硬气的人，哪怕在那个时候批斗她，她也是“强按牛头不吃草”的人，而且宁死不屈。

                  但是，她却对我一再说，千万不要硬碰硬，世界上其实是“软柴才可以缚硬柴”的。）

                  记得那时，我们这支文艺小分队，曾被调去上海郊县出桃子的地方巡回演出。同时参加当地的“包桃子”的农活。大家住在一起，睡在一起，我们一群好朋友，还有了自己的“暗号”——我们学跳芭蕾舞“白毛女”，跳得不怎么样，就自我嘲笑：“我们是‘白来舞，巴毛女’”。

                  这一群“巴毛女”们，更深入地告诉我许多有智慧的话，我一直保存在记忆里。特别是她们的分析，说我会陷入“闲嚼中心”的缘由有三个：首先是我这个人，有一种天生的“光芒”，我呆在人群里，哪怕一句话也不说，别人也会觉得我是想要“出风头”，表现自己。但是第二，可惜的是，我不是“万丈光芒”，只有“十支光”，还是个有缺陷的“光”在“出风头”，第三，O型血液的人太直率，不会掩饰自己。

                  “我可以改造我自己。”我听了，若有所思地说。

                  “这是先天的，后天只是改善。”

                  如果我想学会保护自己，要有一个坚硬的“外壳”，可以吓退一些“闲嚼中心”的“王婆们”。可我没有，连一句猫狗“呼，呼”的恐吓别人的声音都不会，更不要说是主动出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一个内心很清洁又很善良的人，只会内省而不会外察，就有了更大的弱势：别人欺负你，可以连个顾忌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说“善良是无用的别名”了。

                  我听了他们的话，最初的一个想法就是“逃走”。我惹不起，躲总还躲得起。因为我发现我这个“软柴”，还没有力量去缚“硬柴。

                  哪里想得到，现在在坪陂村和库前村，我的“弱势”居然让那些说粗话的人，会自我“清洁”起来。就是二斗里那个“疯婆俚”，见了我，她的声音会轻许多，用语也文雅不少。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秋收，坪陂队来不及收割稻子，我也去帮忙。我在梯田的下层田里，埋头割稻。突然听到一阵喧哗，好像有人从上层田里滚下来。

                  我站起身一看，那个“疯婆俚”与另一个男的，又半真半假的在打架，抱在一起滚下来了。可是，他们一看见我在田里，马上就爬起来，一头钻进稻田里，干活去了。

                  我忍不住舒畅地偷偷笑起来了。

                  那时，由于这些小情况，我意外地得到了一个自信，人们还是向往更美好的层次的。

                  后来，生活不断地教训我，我才明白，这个世界大着呢，哪里会都是那么好的人呢，说实话，我的“逃”字经也根本没有用。

                  只不过眼下，我是与那些看上去原始粗俗，实际上却是淳朴善良的山里人在一起，哪里是我有什么作用，确确实实是他们对我的真诚和爱护呢。

                  我听说省宣传部门的李老师到仰山了，赶快把“兰纳得”托给小翠背着，就带着借他的五本书，急匆匆地赶去公社。

                  李老师一个人在公社的会议室里，埋头写作。

                  我轻轻敲了一下虚掩的门，提着心，吊着胆，怕打扰了他。

                  谁知，他头也不抬，一支笔还在写着什么，随口就说：“进来。”

                  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他倒是警觉了，回头一看是我就笑了：“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那个公社的书记呢。”

                  他把笔放在一边，要我坐在他的前面，很客气地又说：“书看好了吧？”

                  我把所有借的五本书，从书包里拿出来，摞在他的面前说：“都看了，只是一本《语文教学》和一本《诗韵新编》……虽抄写了许多，可还是没有完成。”

                  他二话不说，马上抽出这两本书，稍稍翻了一下，就递给我说：“送给你了。”

                  我只是呆了一秒，就高兴得什么似的，双手接过来，连声说谢谢。

                  他也显得很高兴，“你是一个努力学习的人，很好！写的作品也有艺术性……”

                  听他用了一个“作品”，我就非常不安，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那是我的作业。”

                  “好吧，”他也不停口，继续他的表述，“我也喜欢写文学作品，比如诗词散文小说。可是，我现在的工作，是写工作报告、调查报告，手里有着怎么写也写不完的任务，稿子已经堆成了山，还得写。还有多少公社都在等着出报告呢，这种枯燥的写作，让我望不到边，……”

                  这时，门外有人叫他了，“李老师，我们马上要开会了！”

                  “好，马上就来。”他一边整理稿件，一边站起身来，“你看，没有穷尽吧？我是真羡慕你，自由自在呢！”

                  我也赶快站起身来，“打扰您了！”

                  他与我又匆匆说了一句，“等有空了再来。”

                  我应了一声好，可心里想，我是有空，老师您哪儿有空呢。

                  之后的我，因许多事挤在一起，也没有及时给忙得喘不过气来的李老师写信，时隔半年多后，李老师给我写了二封信，让我大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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