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提出到落地实行，是执政中最为关键的一环，需要自上到下各层次的执行者。若是不打破士族，尤其是世家大族的文化垄断权，不绕开这些中央到地方的士族阶层，就不可能削弱他们的利益，建立一个崭新的体制。若是没有自身的执行骨干，哪怕执政的手段再为暴烈，也难以对世家大族，进行制度性的削弱，只会培养出新的世家大族来。总结来说，不改变执行结构与行政垄断，任何均平的口号，都会被地方世家大族与豪强消化，甚至被他们所利用，反向固化成新的门阀”

    “这就是行政中的‘有令无行、行而不久’。具体到实际上，郡县的长官是外来轮调，而执行的佐吏、亭长、里正、书手，多出本地望族的门生故吏；察举、辟召、太学与清议又由他们‘把关’。于是度田、清册、抑兼并等上令，往往在‘丈量、核契、定等’这些技术环节被做空。而文化正当性又在士族手里：经学博士、太学祭酒、州郡学官与清议网络，决定着‘何者为贤’。不从其评，即无仕路；从其评，才是‘正人’。这就是世家大族的‘文化垄断权’.”

    “这最关键的两点总结起来，就是‘谁举尺’，‘谁举人’。‘谁举尺’？丈量、定额、契据与仓簿，这些执政的技术与数字依据，若是握在本地的世家大族与豪强手里，就必然变成他们图谋利益的工具。‘谁举人’？人才的录取入口，若仍以察举、清议的方式，由士族评鉴，所有的改革就会在用人端被回卷.”

    “王莽改革的失败，就在于他虽然能拿到中枢的法令，却缺少一支听命于中央且能常年发饷的基层执行队伍。他的改革本身，又绕开了豪强与小民，没有一个稳固的支持阶层。最后所有的改革都倒向了反面，政令崩塌，新朝灭亡，王莽成为篡逆.”

    “我等黄巾起义的暴烈，可以摧毁旧的腐朽秩序。但新秩序的建立，却需要一支‘能管账、能征税、能安民’的治理人员。若是这些治理人员，还是任用世家子弟与士绅豪强，就又会倒转过来，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曹魏政权。而世家大族的九品中正制与魏晋门阀，也就近在眼前了”

    张承负跪坐席间，手中的炭笔如游龙般舞动，在黄纸上唰唰作响，写的比对面的荀攸和荀彧还快。大儒荀爽对汉末现实的讲述，落在三人的笔下，就是截然不同的记录、分析、经验与结果。而由于他书写的简笔字简陋难懂，荀氏众人或是好奇、或是鄙夷，却都没关注到这其中蕴藏的内容。唯有大儒荀爽深深打量了这太平道少年一会，依旧坦荡直言，继续讲述着儒家的改良方略。

    “这天下的现实，是‘重税、灾疫、破产、兼并’。要恢复天下的秩序，就得把小民的钱税负担，降到可以承受；把隐籍人口与隐匿的田产，纳入‘可征更可接受’的税网；用正税替代苛派，减少吏员的贪腐；用礼义替代暴力，维系乡间的安宁而要改良这天下的弊政，执行这一整套的方略，贪鄙的宦族不可依靠，唯有靠正直的党人士族！.”

    “而要依靠党人士族治政，依靠州郡二千石、郡国功曹、县令丞与本地士族，就不能行暴烈的均贫富，不能太过于损害这些执行者的利益，损害士人大族的整体至少，不能太过急切，一次性与太多士族为敌。”

    “以老朽之见，要改善朝廷的财赋税制，第一项是‘度田核籍’，重建税基。田地的产权，是不能轻动的。能把人丁与田籍查好，得到切实的数据，就已经是极好的了。查隐户与客籍，不能用强，要给登记者免一年到三年的算赋与更赋。丈量寄名避税的田亩，要宽容处理，允许更名正契，换取三年内按旧额征收，并且不溯及既往。造‘一田一契’的黄册，则需要士族代表与县吏联名背书，一则确保可信，二则确保本地大族能够接受”

    “世家大族不可轻动，要度田的主要目标，得放在分散的豪强身上。即使如此，也要尽量减少与豪强的正面冲突，以‘正名—减负—换合规’为谈判筹码。而稽查执行的人手，则由郡功曹抽调太学生、郡县学生员与乡举孝廉充任.”

    “而度田增加税基之外，第二项是‘减免杂税’，废除地方的苛捐杂税，恢复常年算赋120钱、口赋23钱、折更300钱，再酌情减少。对灾区籍丁当年免更或半更。由郡守公开雇募役夫，避免大规模的徭役征发。停止榷盐加价，缓解小民生活的艰难.”

    “这些税钱的减免，必须由中央朝廷与地方郡国，达成共识。减少的时候，也得一点点来，让地方郡国能够接受。若是前两项‘度田核籍’、‘减免杂税’，能够都做成了，才能组织起可靠的骨干人手，去‘抑制兼并’。”

    大儒荀爽声音低沉，如同背负着泰山之重。此刻，他讲述的每一句话，都是数十年官僚经历的经验，是发自大儒学者的良心。要从体制内部进行改良，就非得这样一步一步、小心翼翼，把握着火候与时机才行。因为，这是要让已经占据利益的统治阶层，让渡出一部分利益给百姓。这几乎是天底下最难做的事，是儒家治政中最复杂艰深的“改革”。

    “想要‘抑制兼并’，必须循循善诱，先礼后兵。纵观前朝的各种办法，也就是‘税契—减赋—赐爵’三种，来换取士族，尤其是世家大族的合作。世家大族与豪强的庄园，愿意转正其佃客为齐民的编户，缴纳常年税赋的，就赐予新契，减少更赋。对完成‘隐户转编户’、‘寄名田转契‘的宗族，则赏赐乡亭‘乡里义碑’，并赐爵一级。而赐爵又可抵徭役、赎罪.”

    “只有这两种优待，拉拢了八、九成的士族豪强后，才能对剩下的一、两成，对‘拒不转正、聚徒为暴’顽固豪强，进行田地与丁口隐户的强行剥夺。治国之道，刀兵血光，尤其是对世家、豪强动手，是最后才用的手段，非得仁义用尽，才可行之”

    “再往后，针对灾年疫年的‘赈济仓贷’，则是最需要执政能力，执行难度最高的。郡国以太仓旧储与豪强输谷，赈济百姓，春贷秋还，灾年减免这策略说起来容易，一旦在地方上执行，就往往弊政百出。地方吏员贪婪逐利，常常与朝廷的政策相反，会逼着百姓借贷，再高息收贷，趁着灾年大行兼并要给灾年的百姓一条活路，恐怕还是得靠仁义的大族，收纳流亡的灾民才行！嗯，你说雇佣灾民，修筑水利工程？要维持灾民的秩序，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不过，你太平道擅长鬼神之说，也擅长赈灾救济，或许是能行得通的。”

    “而要监督地方的政策执行，又得有‘清议监督’。恢复郡学—乡里的清议听讼，由三老、孝廉、文学掾参与，考察吏员所为。然后，重申尚书—州郡的官吏考课，把‘度田’、‘正税’、‘均平’、‘赈灾’，纳入二千石官员的年考，并与察举孝廉的名额挂钩。只有以各地士族最在意的‘举荐名额’，才能来换取他们的执行力.对，你说的不错，这就是‘妥协’。中央与地方的妥协，朝廷与世家大族、地方豪强的妥协”

    大儒荀爽抬起白眉，不时与出言询问的张承负，谈论两句。这论道讲到这里，倒是有些像是讲学，讲述荀爽自身的道义。而他传道的对象，也不是为了太平道，而是为了同样奋笔疾书的荀氏子弟。等这一番切实可行的经验讲完，他才再次望向大贤良师张角，悠然总结道。

    “张道人，要改革天下的弊政，有‘三不一行’。不能与世家大族硬碰硬，而是得用名分与利益，换来‘隐户回册、寄名正契’。不以苛捐杂税扰害黔首，而用常年稳定的税额替代临时加派。临时的摊派，是最容易被小吏们动手脚作恶的。不以赈贷为刑具，而以公贷、缓征，大族雇佣，来给灾民劳作耕种的机会。然后，把为了名望的清议，转为明确的考课，让善政可被度量、可被用于奖惩，也就是你所说的事功”

    大儒荀爽坦然说了许久，大贤良师张角面露深思，不时回应两句。而旁边张承负眼神闪动，颇有所得。良久后，他满是敬意的看了荀爽一眼，再次提笔写道，记录下最难得的探索与治政经验。

    “大儒荀爽的改革方法，是在不深刻触动旧有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在既有产权上做‘数与籍’的文章、在既有士族上做‘名与利’的文章、在既有常年税上做‘减免与替代’的文章，从而以最小阻力换得最大的执行可能。这是切合实际的改良式改革.”

    “这种改革的目标，是使国家财政‘可持续’、小民负担‘可承受’，再由‘乡里教化与清议’，把改革的秩序稳固下来。这是针上雕花，是小火慢炖的政治功夫。要实现这一套精妙复杂、艰深细致的政治操作，必须要对汉室朝廷与地方的政治逻辑，有着极其深入的认知。同时，主持改革的重臣，必须有着天下的名望，还有可信赖的族中子弟、门生故吏，去地方上监督执行”

    “这是大儒荀爽为荀氏一族，所探寻出的‘仕途’，是治国辅政的儒家权术。荀氏能在曹魏一朝中大兴，是有传承的学术基础的！”

    “然而，这儒家的改良式改革，我太平道只能借鉴其中的分析，认知大汉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特点，了解地方官吏的行事手段，却不能采纳执行”

    “归根结底，这条士族改良之路，对我太平道而言，是行不通的！在士族与黔首百姓间首鼠两端的下场，便是失去黔首百姓的信任，而让世家大族，赢得最后的胜利”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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